同样是深入生活，但表现生活的角度却有不同，一个在当时颇有争议的问题是“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茅盾曾在他的《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中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新文艺既要表现“新时代的芽苗”，也要描写“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14]茅盾所指的黑暗显然更偏重于国统区，但解放区延安的现实生活也并非一片明朗。比如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所反映的延安医院里医生和护士的冷漠与无知就让人触目惊心。但这种暴露的倾向很快得到遏制。[15]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有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规定了文艺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分量和分寸以及对象。
歌颂与暴露都是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采取的艺术策略，古元所处的生活场景是革命圣地延安，接触的是革命政权中的干部与人民，因此他的视角很明显的是倾向于正面歌颂，而且思想的着力点也是从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出值得歌颂的闪光点。其实，对于从南国远赴陕北的古元来说，解放区的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初到碾庄时睡不惯炕，吃不好饭，听不懂陕北话，与群众难以交流，寂寞、无奈，心情异常复杂。虽然这些没有涉及抗战斗争中的阴暗面，但确实反映了个人生活境域中的苦闷，古元没有让这种情绪泛滥开来，而是利用现实生活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从而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创作面貌。[1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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