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讲话》：知识分子的思想洗涤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对知识阶层进行思想改造的开始，强调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向群众学习。这就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喜欢，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认为，来自上海亭子间的知识分子要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之后的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也主要缘于此种要求。

艺术被要求直接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动员社会力量，描绘社会理想，想象美好生活服务。知识分子被一再要求深入群众生活，接受群众的指导，以改造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渗透着意识形态含义的深入生活过程中，个人创作观为指定的集体观所代替。艺术创作中，对生活的反映服从于政治立场与阶级话语的建构。不少知识分子在深刻的灵魂涤荡路途中，接受了这套理论，但如若有些许飘离这一轨道的迹象，所承受的来自党的纪律的精神与身体的压力是非常严厉的。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被规训到无产阶级立场的同时，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文学艺术，其表达方式也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即必须考虑对象的具体接受状态，比如无产者的知识水准和民族审美心理。由此，以《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方针，逐渐建立起这一时代所独有的创作方法、造型语汇和组织模式，塑造出所谓代表无产阶级审美的典型视觉样式。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深彻骨髓的思想炼狱。在整风运动中，美术家所谓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和政治大大重要过他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努力和成就。1943年初从前线回到鲁艺后的彦涵勤奋创作，却在党组织的生活会上，遭到“埋头艺术，不关心政治”，“孤傲，脱离群众”的批评[86]。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最为集中、人数最多的鲁艺在对文化人不信任的态度中成为整风和抢救的重要对象，规劝、铺天盖地的批斗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相互猜疑的紧张气氛。陈铁耕经历了无中生有的指控和残酷无情的批斗，力群遭受了“车轮战术”的进攻和折磨，他们坚持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87]，但是如此经历对于他们思想的洗涤无疑是极其刻骨铭心的。(www.xing528.com)

这种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的深刻程度，却未必是亲历者自身所能完全洞察得到的。正是通过这样的整风，精神清洁，知识分子改造，阶级、革命、阵线、武装、组织原则等高调逻辑的话语空间才建立起来。正如中外记者所觉察到的边区言论自由限制与英美言论自由和重庆检查审核及秘密活动截然不同，它来自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形成的特别气氛的约束。“生存在这单一的话语空间里，你不可能用别一种声音讲话，甚至都想象不到还会有别一种声音的存在。”[88]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接下来要介绍的美术家们在土改中描绘土改斗争会时所具有的非常鲜明的阶级倾向和一致态度的思想前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