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部分揭示了土改斗争会的历史情境及文化资源背景与图像的关系，但图像的表述最终要落实到表述者主体上来。如果不了解作者们在深入土改前后所经历的灵魂激荡，我们还是难以把握图像构建之实质。近二十多年来，国内随着革命解释体系的打破，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研究获得许多重要的新成果。比如认识到地权问题并非以前所估计的严重；租佃关系并非对农业生产力起阻碍作用；小农经营与乡村借贷有其合理性；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也应给予一定肯定等等。[78]而这些逐渐在乡村史学界达成共识的结论无一不是与原来的官方话语相背离的。了解了这一点，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有违事实本身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得以运行与伸张的？党在许多时期都是积极鼓动知识分子下乡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走向田间的思潮到延安时期，党提倡深入群众生活，接受群众的指导。因此，并不存在知识分子与乡村生活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现实的背离，而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党如何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手段。
左联成立时，该组织更是将支援苏区农民运动作为目标之一。但美术家们真正大规模地投入到后方农村，还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不少美术家来到根据地参与了农村土地改革和现实斗争，在整风运动之后，由于党的极力号召，又形成另一波走向农村，参与土地改革的浪潮。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整风之前美术家们在解放区走向农村的状况。这首先要将其置于一个延安对于国统区具有巨大的革命精神感召力的背景下来考虑。[79]以古元为例[80]，他同样是基于革命的信念奔赴延安的。作为延安极具代表性的版画家，延安的生活战斗景观让古元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他在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担任乡政府文书，积极参加农村基层工作过程中，逐渐加深对陕北农村的了解，对陕北劳动群众淳朴憨厚的品质深为敬佩，对各个阶层的人们在革命前后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的特征有了深切体会，由此激发起他创作一系列反映陕北农村生活的作品。虽然所接触的都是很平常的生活，但是，他从这些平常的生活中看到了新意：看到牧童赶着牛群和羊群回家，他就想到这里面有他们自己的牛羊；看到农民把收获的谷子倒进仓里，他想到这已不是地主的粮仓；看到拿着红缨枪和大刀的自卫军，他想到这是人民自己的武装；看到乡村办公室简陋的陈设和乡村干部认真的工作态度，他想到这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81]这种对照性的观察，使他更着力于表现解放区乐观革新的生活面貌。
并且，当时的鲁艺非常注重艺术观点的教育，政治课所占课时比重很大，创作实习作为延安鲁艺各个系都有的一门主要课程，不但是技术课，而且是思想课。该课程通过学员习作，来明确“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的问题，从题材的选择、运用及作者的立场观点到形象的具体塑造和技法表现进行全方位的辅导。学员的艺术创作成为一项在教员全面指导下的施工过程，题材主题的合乎要求，技法的相对一致便在情理之中了。学员们在鲁艺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深入大众生活的行动中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响应走向“大鲁艺”号召的这场社会实践中，群众能不能看懂和喜不喜欢成为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学员们才发现即便已经做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图式革新还远远不够，学院式的创作技法在大众生活的传播中产生了困难。古元由此做出选择，“吸收我国民间木版年画以线为主的传统绘画形式，放弃了一些欧洲绘画的表现方法，逐渐求得新的进展”[82]。(www.xing528.com)
在生活情景的浸浴和学院教育的熏陶作为必要条件的基础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锻造对艺术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者艺术创作的立场、深入生活的视角，进而影响到创作表现形式的选择。古元在陕北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学说，他说：“确信只有运用马克思学说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我坚持用这个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也力求贯彻在我的艺术活动中。要进行艺术创作，当然还要深入生活，从社会生活中吸取原料而后进行加工。但是，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思想指导，我的思想活动，我的创作活动，就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83]因此，马列主义思想尤其是当时毛泽东针对实际情况的一些文艺理论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创作虽然被要求反映生活，但政治观念无疑起着先决作用，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相当多的作品都是鲜明的政治主张结合生活实际的创作。毛泽东在鲁艺视察的讲话便阐明艺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古元在处理边区政治生活题材时，思想上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以图使自己的艺术起到宣传党的思想政策的作用。
但其实，对于从南国远赴陕北的古元来说，解放区的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初到碾庄时睡不惯炕，吃不好饭，听不懂陕北话，与群众难以交流，寂寞、无奈，心情异常复杂。为此，他常常和其他一起下乡的文学系毕业生来到碾庄村外的“思索沟”排遣心中的苦闷。实际上，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他们在精神对话和价值观念的沟通方面，与工农，尤其是农民群众有着深层的隔阂。古元没有让这种情绪泛滥开来，而是利用现实生活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从而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创作面貌。[84]他在碾庄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离开碾庄创作的《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等作品仍然是源于碾庄的生活以及碾庄人给予他的印象。
在整风之前，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像古元这样将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追求与党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他们的不满被认为包含着政治反抗的因素。表面看来，整风之前的艺术表达自由虽然在政策上有所限制，但党的文艺政策是相对宽松的，甚至几度作出重视文化人和文化人作品的指示。但实际生活中却也存在着另一种力量。1941年8月，力群的展览被批评“太美丽”，即是太过强调抒情性和艺术性而没有突出战斗性和思想性。而在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稍前的张谔、华君武、蔡若虹讽刺画展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其后延安本来一度颇为繁荣的漫画创作寂寥下来。更为极端的例子当然还是王实味事件。[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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