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土改斗争的图像与历史状况：视觉的改造

抗日战争时期，受时局的催逼和文艺宣传的鼓动，不少左翼美术家进入农村，来到解放区。而中共在解放区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土地改革，作为对党的政策的宣传的绘画图像，也因此出现了大量反映土地改革的题材，土改斗争会即在其列。依据当时的土改政策，主要是以表现减租斗争为主。比如江丰的木刻《清算斗争》（1942年），古元的木刻《减租会》（1943年）（图3），徐立森的年画《减租说理》。

在《清算斗争》中，画面上的农民们都争先恐后地要与地主论理，而备觉孤立的地主仍然尽力为自己作着辩解；桌子上摆放的账本和算盘表明“清算”[20]的具体含义。而《减租会》是堪称典范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减租斗争，农民将地主团团围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条分析，有人拿出账本，有人在交头议论，有人在吸烟沉思，抱着婴孩的妇女也参加了会议，地主被围困在中间，一手抚怀，一手指天，替自己作着辩解。人物众多，但表情神态各异，形象动作无一不鲜明生动，既符合了主题揭示的需要，又没有扭曲真实的面貌；陈设道具皆富于典型性，画面黑白对比处理精到，组织布局张弛有度，场面戏剧感强。

此外，一些连环画、插图也涉及土改斗争会的场景。任迁乔的连环画《翻身》（1942年）描述了山东莒县贫农王五，受尽恶霸庄阎王的压榨，后来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斗倒了庄阎王，实行减租减息，生活才变了样，王五还当了农救会主任，团结群众，共同抗日的故事。刘旷的《白毛女》插图（1945年）则是配合戏剧文学描述遭受欺侮压迫的“白毛女”在党的帮助下斗争恶霸地主黄世仁，得以复仇的故事。

图3　《减租会》（古元，木刻，1943年）

回顾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重新协调经济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将土地革命和武装夺权转变为建立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相应地，将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减租减息。[21]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人抗击日军，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所做的许多努力，有一种向传统复归的倾向。大革命时期那种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被弱化，而弘扬“公道”，称颂“好绅好人”，推崇正直、勤劳、廉洁的品格，打击“坏绅坏人”，抨击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以及各种道德败坏的行为成为斗争与文化表现的主流特征，而火药味主要集中在对日军和汉奸的攻击上。[22]从这时的某些摄影（图4），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斗争与控诉的场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以党的土地政策为依据确立了土地立法，将减租与交租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以及相关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债务纠纷的调处与仲裁等基本内容确定下来，而在根据地政权中形成的司法制度，也包括审判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废止肉刑，严禁逼供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原则[23]，这些政策法规对斗争地主的形式和程度起到了约束作用，但当时推崇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和人民调解制度，实际上又为发动群众斗争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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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45年农民进行减租减息（钟焕天摄）

黄宗智指出土改的官方建构与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离。不过黄氏认为，1937—1945年的老解放区，使用“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而非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算是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的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向地主清算，要求退回多交的地租，并且采取斗争会的形式与地主针锋相对也是被鼓励的，只是这种斗争被有效地约束在一定范围内。[24]当根据地面临日渐缩小的生存压力时，彻底地争取群众的要求也就迫使加强斗争的力度。1943年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说：“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25]

更为直接的证据显示，1942年2月6日专门对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补充了之前的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它首先强调了那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其策略就是对地主先打后拉，拉拉打打。干部要“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实行“打”的阶段，不但“左”的过火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要“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然后说服群众、纠正过左，使地主“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在减租问题上，发动群众的手段就是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和私账。[26]因此，重要的是将民众动员起来，为该阶段的革命任务服务，不同的革命任务决定了斗争体现的方式的差别，并不十分在乎其与客观性现实的相符与否。

但如果只从相关图像来看便难以洞察其中的奥秘。在《清算斗争》和《减租会》画面中，不管场面如何激烈，作者还是力图营造一种说理斗争的氛围。[27]说理掩盖了斗争的尖锐性，尽管是组织起来的农民难道就变得伶牙俐齿，而地主反而笨口拙舌了吗？

这背后是大有其原因的。1942年夏秋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策略的指示下，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地主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第一，遵循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原则；大会说理斗争讲究“斗一儆百”，发动农民揭露顽固地主压迫剥削农民，对抗减租减息的违法行径，必要时清算旧账，以至发动佃户债户抗交租息，或由政府仲裁，责令强制执行。第二，说理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28]斗争胜利后，从契约形式上巩固减租减息成果，并进一步确立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优势。[29]

以此观之，为了斗争会上那一幕，下了很大的工夫，且农民背后是政权的支持和庞大的阵容，而地主一旦不服，等着的是法律的仲裁和强制执行，在这样的情境下，斗争会势必呈现农民竞相呵斥，而地主断无辩驳之力的效果，而难以真正做到和平说理以达成共识。并且有些地方的农民斗争在强调“大胆放手反对包办代替”的前提下出现了严重扩大打击面，算旧账、清查“黑地”处罚过重，斗争方式简单生硬、不注重说理，不依据法令，乱斗乱罚的过火行为[30]；而有些地主也绝不会因此而心悦诚服，有时还试图依据法令或利用他们在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的合法地位控告农民的过火行为。[31]图像表现的自然是农民激烈而又符合政策约定的斗争地主的壮阔画面，那些复杂的历史情形是不能够从图像中直接读解到的，但是反观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在审视图像内容时，不至于那么轻易就将图像与现实再现对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