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斗争会的思想来源与早期状况的影响

1．土改斗争会与农村阶级斗争

斗争会曾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运用极为广泛的一种制造和解决冲突的群体斗争方式。美国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自编的《共产党用语词典》是这样描述斗争会的：“有时在党及政府机构、军队、学校、工厂中召开，一切阶级人员利用自由公开的讨论，以求达成改进，调整歧见，处理若干个人（不论地位如何）的错误。互相批评，自我批判是这些会议的特色。”[2]从中共文艺的图像资料以及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得知，斗争会无疑是一种严厉的阶级斗争，经常伴随着以“人民法庭”名义的群众公审。[3]

土改斗争会是与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最初指出的主要是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没有解决小生产的农村中其他形式的阶级、阶层分析问题。到19世纪末，随着各种小资产阶级—农民政治流派的活跃，农民问题日渐频繁地被提起，在恩格斯晚年的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才首次根据西欧农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将其分成农业无产阶级、小农、中农与大农等阶级。列宁发展了恩格斯所阐述的方法，在其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从耕地、牲畜、土地租佃、雇佣关系、收支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村各阶级经济状况进行了论证，但他并没有为各阶级确定明确的划分标准。[4]按列宁主义的依照社会人群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分成不同的阶级这样一种“阶级观点”理念，在对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上并不太健全，俄国革命的实践对农民和农村也同样不算成功。[5]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1933年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以这两条主线来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成分的这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还简洁地体现在毛泽东仿效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之中，个体被预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革命的组织者；贫雇农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下中农作为关键性的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易于动摇的，需要争取的对象。[6]这种“对立”分析观点对农村阶级的阐释是一早就反映出来的，如：“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925年）[7]他常以敌人/朋友、革命/反革命、反对/拥护的绝对对立的思想方法，明确的排他性和不容辨别性的措辞来表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信念。[8]

中共在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关系中的组织运用与苏联清理富农的阶级斗争形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苏联1928、1929年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贫农团，引导他们参加选举，工人下乡帮助贫农，与中共在土地改革中的组织步骤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苏联对于富农主要采取的是大规模暴力镇压与剥夺，使富农经济“自行消灭”，[9]而中共主要采取群众斗争的形式，更加强调发动群众和引导群众强烈的控诉。

中共土改斗争会就是依据农村中阶级对立的构建而组织的与地主面对面的群众斗争。当然，它的斗争方式无疑仍然借助了以往暴力革命心理因素，并暗合了旧有的民间仪式效应，与旧的斗争方式保持着必然的联系。

2．土改斗争会的早期状况与相关图像

在中国传统的抗租斗争中，佃农已经形成了一套和平（如请地主吃饭协商减租）和暴力（如吃大户）的斗争方式，政府的调解措施在协调佃农与地主关系上也给予了一定保证。[10]土改斗争会是在中共革命历程中诞生的新的斗争形式。它不同于以往自发的或处于弱势的组织反抗，而是在党的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为着凸显面对面斗争以组织群众而迫使地主屈服的强势斗争。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统计出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各项方法：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这一套方法显然是混合了西德尼·塔罗所说的新旧斗争形式，而其中的清算、质问则已经具备了土改斗争会的组成因素。[11]对于农民斗争地主的许多激烈行为，当时有不少反对意见。[12]与之不同的是，毛泽东则突出说明了“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重要性：“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对“所谓‘过分’的问题”，他认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3]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以后多次的群众运动中，都被一再引用和作为指导方针。(www.xing528.com)

国共两党决裂后，农民和土地问题便成为两党的分界和斗争的一个关键点。共产党建立的乡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将土地斗争与武装夺权进一步结合起来。苏区的社会被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包括贫农团、农民协会）组装起来，进行军事管理、训练与开会教育，以此向农民输入阶级政治观念，高度动员他们集中有力地开展集会和游行等斗争形式。[14]依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的实践和相应的宣传，贫富阶级对立的阶级意识得以形成；依靠与国民党及地主武装拼杀的实践以及不断的灌输，现实斗争和宣传鼓动自然结合，农民被培养起了基于阶级仇恨的革命精神。[15]

与此同时，土改斗争的现实情况在图像中有没有反映呢？五四以后，受革命激进思想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反映社会苦难与抗拒压迫的带有强烈斗争倾向的美术作品（主要以木刻的形式）涌现出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的时代美术社则明确宣称，美术须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这些处于城市中的激进艺术家所表现的群众斗争的图像主要是常见的城市民众抗争的罢工、街头暴动的场景。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则讨论了如何使作品接近劳苦大众以及如何支援中央苏区的问题。[16]伴随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思潮，一些左翼的美术家也将目光瞄向了农民的斗争运动，比如1933年黄新波的连续画木刻《平凡的故事》就描绘了农民自发的暴力抗租的情形，1934年温涛的《咆哮》（图1）描绘了带有组织性的农民造反，这些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自发的农民骚乱、暴动是相对应的。[17]只是他们的作品还没有真正深入到民间，与农民发生直接的联系，从画面组织和情绪上看，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对西方的斗争图像和平民暴动模式的汲取。

那么，农村的土改斗争图像宣传又是如何一种光景呢？在中共农民运动初期，各省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十分重视宣传教育，纷纷出版农民画报，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比如宣传工作极为活跃的广东农会，绘制了各种壁画、标语，出版了小丛书、定期刊物《犁头周报》等。他们的宣传画《快乐的聚宴》以“人肉宴席”的形象画面表述帝国主义、附庸田主、土豪、军阀、买办吸取工农大众的血汗，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情形。《苦乐不均》（图2）以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农民常年劳苦不得温饱，而地主凭借田契和租簿不事劳作却过着丰裕生活的不平等现象。他们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注意结合本省农民所受苦难，非常具有震撼力。[18]

图1　《咆哮》（温涛，木刻，1934年）　

图2　《苦乐不均》（广东农会宣传画）

其后中共所领导的苏区美术活动，鉴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所采取的形式也主要为壁画、标语画、传单画、插图、画报等。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图画，如《春荒斗争画报》第一期，共有四幅画：《豪绅地主抬价闭粜》《春荒时候劳苦群众的苦况》《国民党豪绅地主武装进攻苏区造成春荒的一幕》《帮助白区群众解决春荒问题》。识字课本的插图也注意贯彻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在“田”字下画了三幅画，中间一幅画了田和房屋，农民们荷着锄头去种田，这是田字的图解；左边一幅是表现苏区农民，捧着大米；右边一幅是画着白区农民套着链子，链子上写着苛捐杂税，下面题着一首歌谣：“苏区农民分了田，快乐如神仙，白区农民没饭吃，哭涟涟，只有革命才是出头天。”[19]苏区美术的创作环境极其艰苦，承担宣传工作的多为战士、农民，发表时大都不署名。

总的来看，农民运动中的美术作品在制作上还比较稚拙，但它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明确的阶级倾向性，是革命运动中的宣传武器。这些作品还经常采用鲜明的对比的方法，将不同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或同一人物在革命前后的经历和斗争事迹、同一时期工作的先进与落后进行对比，唤起群众强烈的革命热情。而且它的艺术语言通俗易懂，有些还利用画中人的对话表达创作意图，还有很多采用画与歌谣互相结合的形式，反映了大众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具有广泛的普及性。不过既然这些美术作品完全是作为一项政治宣传的策略，它力求迅速简洁地展现社会的矛盾和突出了革命的力量，从而激发起群众的革命斗志，而具体复杂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场景则没有得到详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