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回到西安的次日,学研组就和各组酝酿筹备国庆活动,首先决定在节日里出刊“国庆专号”,中心内容是赴京参观学习心得,争取每人各写一篇,作为国庆献礼。另外利用公余时间,排练国庆晚会节目。后来政府还让我们向亲友写信,告知赴京参观的情况,因而在节前的10多天里时间过得特快。节日前夕“国庆专号”出刊后,板报前经常有人围着观着,写作体裁多种多样,有短文、诗歌、七律诗等,内容朴实,情感浓郁,尽情抒发,感人肺腑,这期板报整整保存月余。
晚会节目有京剧、眉户、秦腔等清唱,另有相声、双簧等,所有节目内容都是新词,有的赞扬党的好政策,有的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的编了“逛京城”的顺口溜。总之,整个晚会是健康向上的气氛,人人都在欢乐、活跃、新生的情绪中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之夜。白天还举行了象棋、康乐球、朴克、太极拳、乒乓球比赛,另外在阅览室还有猜谜语活动。在谜语中有一条对我印象较深,这条谜语是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陈君出的,谜语是这样写的:“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是出头”(打一字)。这条谜语挂出两天,所有的人都破不了谜,最后无奈只得请陈君露谜,陈说:“把两个字垒起来,再把不字伸出头去,就是一个‘末’字。因为我是最末一个才能得到特赦,所以我根据末字编了这个谜。”这才解了大家的谜,大家还说陈君的脑子真够使的。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推选陈君下次就得到特赦,于是又引起一阵欢笑。
节日过后,各组根据大家在节日前的决定,着手制定各自的改造计划。我更不例外地重新考虑自己的改造态度,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政府的特赦政策,乃是促使战犯彻底改造的手段,而不是每年要照例放几个人的问题。那么自己首先要从思想上端正改造态度,行动上有积极改造的姿态,更不能再观望等待,随机应付。自己也清夜扪心自问,在天津战役中被俘后,长期蒙受政府的苦心教育,又在政府干部耐心的启发下交代了主要问题,同时还在政府的真诚关怀下,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到战犯管理所后,又被政府指定为学研组成员,后又在所里负责材料组,平时也能积极靠拢政府。虽然在第二次特赦大会后散布过流言蜚语,受到大会批判,但事后尚能面向自己,认识错误及时改正错误,并写出书面检讨。此后政府并没嫌弃我,仍然严格要求我,热情鼓励我,因此,我首先要根除过去造成不少严重罪行的思想根源,这就必须从历史上清算一笔总帐,于是我决定把自己的一生,从踏入社会开始,写一部比较详尽的系统的认罪材料,内容是从我接受军统特务训练开始,一直写了10年的罪恶活动,其中包括:搜集过中共的军事、政治等情报,指挥特务镇压过工人斗争及学生爱国运动,逮捕、审讯过中共人员和革命进步人士,破坏过中共地工组织和电台,解放前夕布置过潜伏组织等等。这些问题虽然过去断断续续也写过书面交代材料,但当时不是完全为了认罪而交代,最初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抗拒态度,继之是试探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是否能够兑现,以后是在历次交罪运动中,为了凑条数也交代了不少问题,但并不是通过交代问题认识自己的严重罪行,从而去认真改造思想。上述计划制定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去写,甚至晚饭后别人都去看电视,我独自在光线不太亮的宿舍里赶写,越写越感到自己的罪行严重,同时也找到改造思想的侧重点,逐步也懂得了必须使自己的世界观达到脱胎换骨的改造。直到1966年元旦前全部写完,呈交管理所领导。这以后我以“每日三省吾身”的古训,随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通过时事政治学习,不断检验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并随时向政府书面反映自己的思想活动。(www.xing528.com)
这年春节前,我妻远道来西安探亲,这是我到西安战犯管理所后,她第二次来陕探视。这次她来探视仍然是想了解我在何时才能得到特赦,因她估计我们在赴京参观后,政府一定要特赦一批。虽然她在反右中经受过波折,但她还能坚信党的政策,不久即得到解除劳教的处理。临行前妻子再三对我安慰开导,要我更加积极争取,早日获得特赦。据她说,到西安后就蒙政府安排在前院招待所食宿。一次当我俩会见交谈时,正逢中午开饭时间,政府干部让食堂里将我们平时吃的午饭,送至会客室让我俩共餐,当时她问:“你们平时是不是也吃这样的饭?”我答:“有时还要比这好一些。”她说:“你常在信上说,政府对你们的生活很照顾,确实一点不假。”她走后的一天,郝处长到我们后院去洗澡,在院子里碰到我时问:“你爱人来干啥?”我答:“还不是关心我何时才能得到特赦!”郝说:“你可以写信告诉她,也许半年或一年,反正要不了5年,让她安心等待,同时你也得大力争取。”这几句简短而激励人心的话,使我增添了对改造的足够信心。
1966年二三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政府干部带领我们全体战犯乘车到西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给我们做了全面体检。体检开始后,医院领导亲临指导,全体医护人员个个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对我们照顾备至,真正体现了救死扶伤、高度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使我们这伙带罪之身的战犯格外钦佩万分惭愧。我曾回顾己往,我为蒋介石集团卖命整整10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更没有过全面体检的制度,究竟应该爱哪个制度,恨哪个制度,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向医生自诉病史时说曾有过严重肺结核。李系湖北人,地方口音浓厚,使人不易听懂,医生请他重说一遍,李用英语边说边在胸部比划,因这位医生不懂英语,在旁的一名战犯作了翻译,这位医生却对李冷笑一声。后来在周六的一次生活会上,有人为此对李提出批评,指出李有“洋奴”思想,李自我检查说:抗日战争前他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任过警务处副处长,常同英国人打交道,抗日战争期间,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任组长,又经常同美国军人接触,因此在同别人交谈时,如对方听不清就习惯用英语解释,最后表示今后坚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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