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气馁，积极争取进展

特赦大会的次日，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首批特赦释放了32名特赦人员，其中除伪满洲国战犯3名外，国民党战犯共30名。政府当即布置各组对特赦的报道，进行小组讨论，并指出讨论中要联系思想实际，大胆暴露不正确的思想，互相进行帮助提高思想认识。当我看到首批特赦人员中有陈长捷时，顿时思想上产生了不服气的情绪，认为政府在执行特赦政策中有些不公平，论职位陈是解放前的天津警备司令兼城防司令，我只是他领导下的一名处长，论年龄要比我大10多岁，反动历史又比我长得多，论历史罪行肯定比我又多又严重，可是陈反而获得了特赦。

记得1948年12月间，我兼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一次该站邮电检查所所长陈灏在邮局查扣了解放军四野林彪司令员寄给陈长捷的劝降信，我亲自将此信送给陈看，陈看过信后表示：他是一名军人，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当前只能听从傅先生（指傅作义）的意志行事，他是城防司令只能坚守。此前一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不辞而别乘飞机南去，陈急电南京总统府，将严扣捕后解回天津，以临阵脱逃论处。那么现在陈既能得到特赦，可能是傅作义向中央请求释放的，因为陈是傅多年的老部下，记得在天津解放前夕的那天夜里，陈召集司令部各处负责人在司令部地下室开紧急应变会时，据参谋处报告，解放军有部分突进市区，陈当即电北平请求傅作义速派部队打援，傅的李参谋长电话答复：傅先生指示再坚守两天就有办法。当时陈长捷气得把耳机甩在一边。因在1949年元旦后，人所共知傅作义早已派人暗地里和解放军进行谈判，那么傅作义既要天津方面再坚守两天，说不定是把天津当作一张谈判的王牌，作为讨论还价的资本，终于使天津成为被打下来的，我们也都当了俘虏。而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傅作义成了起义将领，陈在天津被活捉成了监下囚，傅作义竟然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客。也许是傅作义受到良心遣责觉得对不起陈，才请求中央特赦了陈。

我在小组会上将以上想法如实暴露出来，竟想不到受到多数人的尖锐批评，当场有人指出：我有严重的不认罪思想，甚至还在妄图推卸自己的罪责，从而也就阻碍了自己的改造。同时大家对我的上述想法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折批判。首先指出：我将林彪司令员致陈长捷的劝降信送给陈，实质上是窥探陈的政治态度，然后密报毛人凤，此其一。傅部李参谋长转达再坚守两天，可能是军事上的意图，因天津被解放军围困月余，已成瓮中之鳖，早失去了作为王牌的资本，此其二。北平和平解放，当时不仅在国内的战场上震动很大，而且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傅作义是有特大功劳的，这完全是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大功者受奖”的具体体现。据说陈长捷在天津最后还是下令悬挂白旗放下了武器，并没有顽抗到底，此其三。(www.xing528.com)

当时管理所还有70多名战犯，有人说：特赦的第一个条件是关押已满10年，这好办，但另一个条件是确已改恶从善，总是有伸缩性，而且善恶也应有一种界限，古人说：“有心为善，虽善不偿；无心作恶，虽恶不罪。”各组经过两天讨论后，政府指示学研组按各组的发言记录，拟出若干讨论题，送政府审查后，召开联组大讨论。在讨论前干部规定了注意事项，讨论会上只针对讨论题分析批判，不能涉及具体人，只对事不对人，这样才能把问题弄深弄透。经过近一周的讨论，大家对特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通过这次大讨论，每个人增强了改造的信心，也认清了改造的方向。会后仍有人补充交代了隐瞒多年的问题。会后各组还在墙报上发表了不少“特赦有感”的文章，欢呼特赦政策的英明伟大。这以后全所又掀起一次改造热潮。

修建工程扫尾后，政府动员各组按每个人的具体历史，提供各种历史资料，并成立了“材料组”，指定我负责，主持召集研究材料提纲，发放材料纸并收集稿件，有时帮助个别人撰写资料。当时撰写的资料类别较多，有国民党的各种反动组织的资料，有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逃台人员的人物介绍材料，有解放前役降国民党的中共叛徒材料，有中统、军统历年在陕西的活动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