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漫画家朋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萧英华

漫画家朋弟（冯棣）（1908—1984）活跃在天津画坛上的时代，距今已相当久远了。当年他在天津时创作的《老白薯》、《老夫子》、《阿木林》等漫画集，在十年浩劫中也遭到毁灭性的灾难，在民间消声匿迹了。

历史的痕迹是不能磨灭的，尤其是已经深入人心的东西，更是不能抹掉的。所以朋弟和他的作品并没有失去，老人们每当看漫画时，自然就想到当年的《老白薯》；认识朋弟的人更是很怀念他。新闻界老前辈吴云心老人生前每次见到我，就无限深情地提起朋弟，并嘱咐我说：“你下点功夫去搜集一下他的早期作品吧！”是啊！做点钩沉工作是应该的。

人间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如今去找朋弟的作品，不免令人感慨万千。他在天津出版的几个连环漫画集子我全有，另外还有他未发表的画。这些东西不仅长期保存着，还成了孩子们最爱读的书。“文革”初期的一天，一个孩子眼泪汪汪地从外边跑进来，急切地说：“妈妈！他抢我的《老白薯》……”我急忙出去一看，只见一个高个儿的男学生（红卫兵），正疯狂地将撕碎的书页边跑边向空中抛撒，啊！好个天女散花！孩子希求地说：“还能拼到一起吗？”我悄悄地拉孩子一把，示意让他进来。完了，连孩子的读物也未能幸免厄运。据我了解，别人家的《老白薯》命运也不佳，有的烧掉，有的抄走，荡然无存。现在想找朋弟的作品，宛如在茫茫大海里捞针，确实不容易。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京津两地我查阅了许多泛黄的旧报刊，访问了几位老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有点收获。当我将找到的画送给吴老看时，他眼睛透着异样的光彩，十分激动地说：“你写篇文章纪念纪念朋弟吧！他对天津的漫画是有影响的。”是的，朋弟在北平时和我爱人是同事，在天津又是我的老师，我们比较了解他，我没有理由推脱。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抗日救国的呼声十分强烈，知识界表现尤为突出。1936年燕京大学著名史学教授顾颉刚，将他主办的“三户书店”（本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而命名），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专门编辑出版通俗读物，向民众宣传抗日爱国思想。顾任社长，徐炳昶教授任副社长。为了加强力量，他们聘请一些学有专长、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员来社工作，朋弟即是其中之一。这个爱国的文化团体根据当时劳苦大众文化水平低的特点，响亮地提出旧瓶装新酒的口号，利用大鼓词、民间唱本、故事等旧的文艺形式装入新的内容。如《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百灵庙大捷》、《宋代亡国史》、《精忠报国》、《大刀王五》等不下几百种，每种印刷的数量也相当大。“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大学生们即以这些小册子作为宣传材料，走向街头，走向农村，去宣传全面抗战的思想。朋弟为这些小册子画插图画封面，同时还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的期刊《民众周报》画了大量的插图和漫画。周报出版了几十期，共用了两个封面，全出自朋弟之手。一幅是两个人拉犁弯腰奋力向前；另一幅为一个中国人站在那里望着变了颜色的东三省地图。还为冯玉祥的抗日爱国诗配画。每期《民众周报》的漫画版是由朋弟主编，他自画同时也吸收外稿。此外，朋弟还创作了连环漫画《马大人》，也逐期发表在周报上，每期四幅。马大人和仆人小二是主人公，通过主仆二人的日常生活，反映出抗日爱国的思想，也抨击时弊。一幅很突出抗日思想的画是：马大人的三间大北房被强人霸占了，主仆二人退到南屋居住，可是很不甘心，小二想去硬要回来，马大人不允，怕事态闹大了，想找个稳妥的办法将北屋收回，可是好办法长期也想不出来，结果遭到小二的斥骂，并要打他，弄得马大人很害怕。这个故事内容影射什么昭然若揭，不言而喻。另一幅是画的一个人拿着一面旗子向地上直立，怎么也立不住，影射日本侵略者的旗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立不住。

同样是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入穷乡僻壤宣传全面抗战。朋弟采用国画的手法画了大批年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二十九路军大战大战百灵庙》、《周处除三害》、《文姬归汉》等，最著名的一张是《娃娃戏》，由天津富华年画店承印，采用套色技术印刷，相当精致。他和社里另一位青年美术工作者邵恒秋联合举办了年画展销会，于1937年春节前夕在北平鼓楼上展出。参观者踊跃，外地采购年货的商人参观后都大批大批地购买，盛况空前，收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之后，由民众教育馆将展品出了年画专刊，更扩大了影响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迁往重庆，同仁们基本随同前往。朋弟因有家室之累没有同行，而是举家迁来天津，在旧英租界宜昌道赁屋而居，以图偏安一时。为生活计，他再次拿起画笔作画了。在北平时期，他用本名冯棣发表作品，这时在沦陷区作画，只好用“朋弟”为笔名公开露面了。战前的漫画人物《马大人》暂时隐居，《老白薯》、《老夫子》、《阿木林》等几个风趣人物相继出世了，仍以每次四幅的形式发表在天津的《庸报》上，其他刊物上也有。那娴熟的笔触，生动活泼的形象，幽默诙谐的内容，顿时钩住了读者的心，它们对读者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雨，蜷曲着的心为之舒展开来。于是“老白薯”和“老夫子”等人物立刻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作者朋弟，人们知老白薯者众，知朋弟者寡。(www.xing528.com)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局限，朋弟除画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和幽默画外，也用画笔表达他对异族侵略的憎限情绪。他曾画过这样的画：一群男孩子趴在地上玩弹球，围观者中有一个大腹便便的法租界警察，也伸着脖子在那里看热闹，不料一个玻璃球被弹了出去，反常地飞向后方，不偏不倚直弹到警察眼睛上，他忙用手捂着金星四射的眼睛，那副尴尬丑态，引来在场人的畅怀大笑。在令人窒息的时代，选用如此题材，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朋弟却不顾这些，认为愤懑的情怀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又画了一幅，是阿木林将一泡人粪从楼上抛向窗外，热气腾腾地正落在马路上的外国警察帽子中央。题为“天赐黄金”，讽刺味十足。深受外国人气的广大中国读者并不觉得粪便上画面不雅，反而感到痛快。据说法租界工部局因此找了朋弟的麻烦。仅通过以上两例，就可看出作者巧妙的构思，用心可谓良苦矣！

由于三个漫画人物深受天津读者的欢迎与爱戴，作者将发表于报端的稿子集中起来，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仍为《老白薯》、《老夫子》、《阿木林》、《上海现行记》等，在三四年内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老白薯》最先在报上与读者见面，人们对他印象最深，所以说朋弟的《老白薯》在天津犹如叶浅予的《王先生》在上海、席与承的《毛三爷》在北平那样负有盛名。当时天津漫画界人士及青年漫画爱好者，几乎都是朋弟家的座上客。大家互相交流思想，互相切磋技艺，互相娱乐，不仅冲淡了生活的苦涩味儿，也激起了大家的创作热情，漫画作品大量地涌现出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宣战，成为敌对国，日军势力侵入了天津的英法租界，人们暂时苟安的环境也没有了。朋弟于1942年携妇挈孥偷偷地离开了天津，迂回绕道去四川，再一次地去追求偏安一时的生活。由北平到天津，由天津到四川，为了逃避战乱，不屑为敌人工作，他尝了不少苦头。用他妻子高凌云的话说：“到处流浪，尤其是在四川那几年，过的哪是人的生活呀！”解放初全家回到北京，过上安定生活。不过由于多年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加之身体病弱，晚年又双耳失聪，高凌云也是病魔缠身，于1984年老夫妻先后逝去。

朋弟不仅自己努力搞漫画创作，更热心扶掖青年。无论是在通俗读物编刊社为《民众周报》编漫画版时，还是在天津给《立言画刊》编漫画版时，他都认真负责地给青年作者改稿，尽可能地选用，以示鼓励，若是不适宜用时，他也将稿子改过加以详细说明寄回去，使作者受到教益。米谷、古元等大画师，当年就经常给《民众周报》投稿，发表过不少作品，朋弟曾给他们修改过稿子。

我与朋弟的相识是极富有戏剧性的，记得1939年我在中学读书时，听讲腻烦了就在课本上画小人。一次被老师发现了，一句话也没说就用小刀将书上的小人全部挖去。我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望着百孔千疮的葛氏三角课本，惴惴不安起来，几天后老师说：“我把你的画给朋弟看了，他说：‘很有意思，我想看看这个女孩子。’”不久，我便成了他家的新客人，高凌云对我也很鼓励了一番，让我好好跟冯先生学画，并向朋弟说：“你多带她出去见见世面。”我以学生自居，称他夫妇为老师和师母。他们很爱护学生，也很会关心和教育学生，朋弟曾是个中学教师，高凌云是师范学校出身，又在天津女师附小任教多年。他们给我指导画，教我透视学，还讲解人生哲理。朋弟带我去参加一些美术界的活动，让我看他排戏演戏，使我大开眼界。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对我一生都有影响。那时和朋弟交往的男青年很多，都受益不浅，起码在恶劣的环境里知道自爱，没有沉沦下去。

朋弟是位多才多艺的人，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在北平时几乎每晚都去看电影，来天津后就不仅仅是看电影，而是经常和志同道合者排练话剧。记得其中有《日出》和《群莺乱飞》，可惜没有机会演出。他与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田菊林合作公演过京剧《坐楼杀惜》，朋弟饰宋江，田饰阎婆惜，演出效果良好。同时他还拉得一手好二胡，舞剑技术也相当高超。著名的漫画家朋弟，给天津的漫画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