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证券交易琐忆：华北证券交易所工作回忆

冯忠荃

1945至1946年冬春之际，我曾在华北证券交易所（地点在原法租界的六国饭店内）第99号经纪人瑞隆行工作。当时的经理是郑慈荫（原太古洋行买办）。我的具体工作是经纪人助理，直接下场买卖股票。当时各证券行都在六国饭店内租用房间，作为现场工作点，装有几部电话，直接与本行通话，随时报告市场行情，藉以与客户沟通。有些客户也直接来到交易现场，亲自观察动态（正式交易现场在六国饭店大厅，周围有木栅栏，客户只能站在栅栏外边）。

那时，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开盘，各经纪人和助理都带着袖章下场。交易方式很简单，只要价格吻合，双方经纪人互相击一下掌即算成交，彼此在场帐上盖章认可，作为根据。市场行情稳定时秩序倒也井然，而一旦升降幅度较大时现场顿时之间就非常紧张。买方经纪人伸出手向里频频摇动，同时大声高呼买价，表示急于买进；卖方经纪人则伸手向外频频摇动，表示急于卖出。这时行情变动很快，一时如不能及时买进、卖出，价格就会有所差别。当然客户委托时，也会给予一定的上下限价幅度，如不能按原要求买进卖出时，一要影响证券行的信誉，同时也会使客户遭损。兵贵神速，所以选用的助理经纪人一般都是由年富力强、头脑清楚、机警灵活的人员担任。

我当时约二十四五岁，初次下场时眼花了乱，与对手也不熟悉，曾经出过笑话。记得有一天滦矿股票行情变化快，一个客户是南皮人，说话口音“买”、“卖”不分，他说买几个““滦矿”（股票），我听成卖几个，我立即接受委托，转身杀进战场。看好对手有摇手报价的，不容分说立即和他拍手成交，等我回来与客户交待时，他非常着急，并连说他是买，不是卖。这时我急转身再次冲进场内，按原股数的2倍买了回来，半数抵补卖出数量外，多出的股数留给客户不误。幸亏当时价格差得不多，没受什么损失。但多买多卖的交易所佣金，只能认倒霉落到我自己的头上了。至于应交证券行的佣金，经过经理认可作为业务失误由行负担。后来为了避免失误，我们共同想出一个办法即改用英文SELLING、BUYING作为卖出与买入的术语。我从事这项工作约100天左右就跑掉了两次鞋后掌，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我曾在交易所现场冷静观察，当价格突涨或骤降时，围栏外各行号顾客的表情也跟着变化，一般买低卖高或卖高买低时便可盈利；如果适得其反，低价买进后价格暴跌，高价卖出后价格暴涨，就要亏损，那时有的客户面色惨白，说话都不自在了。据说也有跳海河自杀的。

当时交易所规定上午成交的，在下午必须交割；下午成交的，在次日上午必须交割。故投机者流一无实货二无足够的资金，只能当天买卖数量相抵，亏损时只能认输，没有缓期的余地，而一般证券行也都不做这方面的担保。(www.xing528.com)

行情涨落影响因素很多，诸如政局、战局、通货膨涨程度、市场物价、货款利率以及外汇牌价、黄金价格、棉纱、粮食、油料价格等等，都会波及，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大户操纵兴风作浪，涨跌无序行情紊乱，造成大鱼吃小鱼，零星小户倒霉吃亏，大户相互倾轧。社会游资宛如猛兽洪水，一会儿冲入黄金市场，一会儿冲入棉纱市场，一会儿又转向囤积居奇，东冲西撞，扰乱经济市场，危害很大。

我在瑞隆行工作也就三个月左右时间就退出了，听说不久华北征券交易所也停闭了。其后又形成了一个交易中心，在大沽路众诚行内开盘，不久也停止了。听说经理许炳南因亏累逃之夭夭了。

在此之前的时候，大约是1942年春天，我还一度是瑞隆洋行的挂名职工，大约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燕京大学被日本人接收，我失学了，作为无业青年，为了避免街道保甲的干扰通过父辈的关系寄名于该公司名下，每天也去上班。）这个行头原是英商，后由广东同乡世交邝某及郑慈荫接办，凡是专做国外股票生意的客户，大多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和阔老们，实质是为了求得他们的财产有所保障，向国外投资实货交易。他们根据信息（当时主要有“路透社”电讯等，当天能及时了解国际市场动态）分析研究，对工业交通、石油、飞机、汽车等不同产业的股价进行比较，还根据当时战争情况国际政局决定取舍。当时天津仅有一二家经营国外证券交易，用电报直接与纽约市场相关的经纪人挂钩进行买卖。

1946年冬我进中国银行搞外汇工作，1952年冬因我的专业是工程，就调我进建工局归队直到退休。回忆我参加证券行的经历，我认为交易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吸收社会游资、筹积建设资金的一种方式。当前，由于我国在这方面尚无成熟的经验，引此还需借鉴当今国际上以及历史上的宝贵经验，使我们的证券交易更趋完善。我这篇短文只是粗浅地介绍了当时的一些见闻，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