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宝利用猪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从1956年开始，我们发现了利用猪内脏生产生化药品的“新大陆”。当时的厂长龙怀考集中了工人和检验人员提出的综合利用猪内脏和下脚料的意见，果断地提出利用猪副产品大搞综合利用的号召，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大胆实践，化废为宝”。职工们群情振奋，开动脑筋，投入到小发明、小改革、小试验的洪流中去。

1958年“大跃进”中，每天宰完猪后，工人们就仨一群俩一伙地凑到一起研究“变废为宝”的课题。有的提出用猪毛试制优质酱油，有的提出可用苦胆蒸出胆汁钙盐，还有的设想利用猪肝做成营养药等等。就在这时，商业部食品局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肉联系统开展生化制药工作专业会议，提出了“猪身挖宝，变废为药”的方针。《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的社论，更加鼓舞了我们大搞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厂里成立了以宋传义同志为首的制药研究室，派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职工到武汉、上海等地制药企业学习取经，还聘请华北化工设计院侯总工程师为顾问，查阅国内外资料，并采纳了工人们提出的建议，以猪苦胆、甲状腺、胰腺和胃粘膜等为原料，土法上马提取、加工制造出胎盘粉、肝浸膏、脑磷脂、卵磷脂等30多种综合利用开发出的药样品，受到有关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视。通过改进工艺、严格按配方投料，终于试制出有针剂、中剂、粉剂等制药原料、半成品和蛋白胨，使我厂初具了生化制药的规模。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亲临现场给予肯定，并当场解决了钢材、加工制造设奋和建筑材料，指示我厂建立生化制药厂，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后，我们盖起了生化制药厂房，并从新工人中挑选了一批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从事制药工作。在医药站、市医药工业公司专业人员精心指导下，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注射液，填补了我国医药中的空白。同时还生产出了冠心舒、硫酸软骨素、催乳片、尿崩灵、优酶散等30多种新药品，疗效较高。我厂一位老工人的一个男孩，15岁还经常尿床，用我厂研制的尿崩灵，很快就痊愈了。

在大搞“猪身挖宝，变废为药”的时候，我已调离屠宰生猪一线岗位，但仍没脱离加工车间，在党支部担任干事。为了生化制药的大上，我组织党团员成立突击队，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生化制药采集原料，并开展采集原料劳动竞赛。我也和党团员们一起干，把采集好的原料用三轮车送到食品一厂冷库保存。就这样，保证了生化制药的生产。1982年我厂生产的胰酶被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催乳片、尿崩灵一直属我厂独家生产，行销全国各地。胰岛素在全国10个定点生产厂家中，我厂生产和销售量占全国总销量的12%。(www.xing528.com)

在搞“猪身挖宝，变废为药”的同时，我厂动物饲料生产也悄然兴起。工人们把注意力和着眼点集中在圈内死亡的猪和运输过程中被挤死的猪以及猪血的利用上，摸索出利用这些原料加工生产骨粉、肉粉、血粉的新路子。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土法上马，在空闲的地段垒起了土炉，把经过高压罐压出来的猪骨、烂肉放在铁盘子上，然后架起劈柴进行烘干或自然晾晒，再进行粉碎过筛，成为高蛋白动物饲料，深受家禽和水产殖业的青睐。

进入八十年代后，在改革的大潮推动下，我们在搞好主业——宰猪和熟肉制品生产的同时，集中精力抓综合利用。1984年，由我担任团长，组织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飞往日本、西德、丹麦等国进行考察。在丹麦阿法拉发公司，一条专门生产动物饲料的生产线吸引住我，当时我和高级技师严志祥商量，这条自动化生产线要是能够引进我厂，不仅能“吃掉”全厂所有的下脚料，在三年内收回投资，而且还能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同行考察的副厂长张雅如、高级技师严志祥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们果断地与外方签署了投资50万美元、引进动物饲料生产线设备的协议书。丹麦阿法拉发公司也很热情，于1985年夏就把整套设备运抵我厂，并派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安装调试，使这条生产线做到了当年引进、当年安装、当年投产。这条线的引进不仅实现了把猪血和下脚废料全部消化掉，生产出高质量的动物饲料，而且还消除了环境的污染，每年创利达7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