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监督下猪肉合格，成功宰杀13000头保国家经济

天津肉联厂的前身是“中国食品公司华北区公司第二食品加工厂”任务是屠宰生猪，加工生产向苏联出口的白条肉。我厂开始是在天津市东郊区张贵庄京山铁路线南端一片荒地上兴建起来的。工人来自天龙、义合、李记、三义合、茂顺永、王记、东圣兴、德圣永、益丰厚、三合永等29个私营猪栈，加上一些临时工，总计500多人，第一任厂长是陈福海同志。

建厂初期，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占地33万平方米的荒地上既有无主土坟，又有水沟、水坑，厂周围无一处人家，甚为荒凉。当时，在厂区内只建了一座875平方米混凝土结构的屠宰车间，就开始投入生产了。工人们白天宰猪，夜间则住在苇席棚子里，每逢下大雨，虽说席棚子上盖有油毡不漏雨水，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工人们都找不到自己的鞋子，原来是被从席棚周围灌进来的雨水冲到水沟里。我们吃饭也是在大席棚里共同就餐，天气暖和还好，到了寒冬，由于席棚内不许生火取暖，我们只好把凉菜凉饭咽到肚里。尽管生活艰苦，可是工人们精气神还是非常旺盛。这股力量主要来自对党和毛主席的报答之情。加之当时把产品向苏联出口作为我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猪宰好，为国增光。在生产上开始每天宰猪200多头，仅一二年就增至日宰千头。在苏联专家和卫生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我们宰出的猪肉全部合格并运往苏联。

宰猪生产历来是笨重体力劳动，建厂初期生产加工基本上沿袭私营猪栈时的操作办法，靠一条绳子一根棍，一口大锅一把刀。工人们用绳子捆活猪，先用大棍子将其打昏，再用长刀子捅猪致命处放血，接着在猪后腿挖个口，鼓足劲、憋足气从这个小口往猪皮内吹气，直到猪体完全凸起来，再放到大锅里浸烫退毛，最后把退净猪毛的猪肉用大刀劈成两片白条肉，每一道工序都是拼体力。我当时的工作岗位是用大刀劈肉，也就是把宰好的猪用2.5公斤的大刀沿着猪的脊椎骨一劈两半。这项工作很累人，全凭自己的力气和经验准确无误地一刀一刀劈骨头。当年我只有20岁，尽管精力旺盛，一小时劈50头猪，但是干上一天，手腕子肿得象发面馒头一样，疼痛得难以忍受。可是到了第二天一上班，继续举起笨重的大刀，挥刀操作。就这样，我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4年。

那时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差，逢到下大雨，汽车在厂区泥泞的土路上爬不动，宰好的猪肉运不出去，就全靠我们工人肩扛、身背，通过在泥泞的路上“长途跋涉”，把加工好的猪肉一头一头运到距厂一公里以外的津塘公路上，装车运往港口。虽然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可是心里是甜的，因为以厂长陈福海为首的各级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仅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还精心安排我们工人们的生活，派人把劈柴、煤送到集体宿舍门前；夜里十一二点领导们还巡视每个职工的房间，为工人们盖好被子，生怕我们着凉生病。领导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我们不把青春献给肉联厂还对得起谁呢？(www.xing528.com)

1957年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但是按照与苏联原来签订的贸易合同，对苏出口白条肉的任务并没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为了适应生产的发展，我们在工作之余研究改进工艺操作和以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老工人张恩和、张恩全等为了甩掉手里的刮毛刨子，主动提出研究用机器打毛的设想，我们几个年轻人也动脑筋帮他们出主意，共同勾划蓝图。到了1985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张恩和、张恩全二位老师傅的带领下，经过87次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卧式打毛机。由于是在第87次试制成功，所以取名为“八七”螺旋式打毛机。它的研制成功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原来用刨子刮毛，一个熟练工最多每小时刮10头，使用打毛机后，由6个人操作，一个小时可打毛180头，提高工效3倍，而且产品质量也有可靠的保证。

在打毛机问世的同时，为了甩掉大刀劈肉，我们还研制成手扶劈肉电锯、割蹄机和传送设备等，这些技术改革项目，在全国同行业都是首创。宰猪由一口大锅一把刀，实现了初步“自动化”，在生产线上按生产工序和岗位分工各自操作连续生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厂里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到了1973年春季，库存量一下加大到七、八万头，如果不及时宰杀，就要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我当时作为厂里的生产科长心急如焚。在常委办公会上，我提出加大屠宰量，用一周的时间把生猪全部宰杀出去，把损失压到最低点的想法。我的意见得到党委的赞同，并且动员全体干部和二线人员进入加工屠宰生产车间去宰猪。结果创造了连续日宰13000头的最高纪录，使国家财产没有受到损失。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我们还动员职工自己动手在厂区内铺设二号马路（长200米宽15米的混凝土路），使产品运输较前通畅。工人们白天宰猪，夜间修路，毫无怨言，表现出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