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北平汇文中学教高中地理。春末夏初，地下党的学生对我说：“大哥，走吧，别在这儿干啦！您已经上了社会局马汉三的黑名单啦！”我“唔”了一声，心里明白：一批特务学生上课捣乱，让我治住了（是治住不是制住）；另一批下课骑自行车盯我的梢，我两次都是推自行车进大四合院的穿堂门，再穿堂过户出后门，把王八旦撂在大门外甩开的。这事没敢跟父母、弟妹、女友提。可是我上哪儿去呢？我犹疑了一下说“：要不，我去天津南开！”他说“：太对了，南开是小解放区啊！”于是，我活动去天津南开。
天津南开有三位主任：教导、训育主任关健南、杨坚白二位先生我过去没见过，总务主任史学曾是从重庆来的。暑假前，三位决定聘我，我在8月15日以前报到。按规定得找一位介绍人、一位保证人。很自然地，史主任让我去罗斯福路（和平路）四面钟《大公报》馆去见严先生。
和严先生已是7年没见，看他精神抖擞，比当我级任导师时更神气了。严先生在我的材料上签了字，盖了章，又作主让我第二天去南开大学找鲍觉民教授当保证人。1941至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地学系大一，鲍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严先生在办公室和我谈了半天话，又带我回家（在迪化道，现鞍山道），见了师母李若兰先生。和严先生谈物价、谈形势，也讲了我为什么上了3个大学、转两个系，6年才毕业的过程。又开门见山谈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汇文，要上南开。严先生说：“我明白，你根本当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你，你只是讲课时嘴上没有把门儿的，思想上是居中略偏左而已。”他又说：“其实，《大公报》就是居中略偏左！”
严先生又问：“傅冬菊不跟你同班吧？”我说：“比我中学低一班，42届的。”严先生说：“她是我们《大公报》馆记者，比你左倾得多，可是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先生，谁敢动？你爸爸我认识，是个工程师，不行啊！”又说：“好在回了南开，南开就是南开，作为南开人，放心大胆干你的，教你的书，没事！”
严先生给我讲教书之道：“南开学生就是帅，就是棒。街上一走，一眼看出是南开学生。当南开先生也得帅，也得棒，让人一看是南开先生。不能无精打采，松松懈懈，窝窝囊囊、拉里拉塌，就得从外到里，从里到外，都得精神，都得认真！教书，既然你进入角色了，就非得认真不可！”严先生这几句话，我受用了多半辈子。直到今天，我70多岁了，还能教书，还有精神。老学生、新学生都承认我这一点。
严先生谈南开：“卢沟桥事变前，南开是天津的南开，日本投降、光复以后，人家说：天津是南开的天津。市长、各局的局长全是南开的，连西南联大黄子坚先生还当过几天教育局长呢。公用局局长张二爷你认识？”我说：“连二奶奶带孩子们都跟我熟。”“校警队敖队长你认识？”我说：“我叫二叔，他侄儿我叫敖大哥。”“是八区区长（今红桥区）！”
那时天津各局除了社会局局长以外，全是南开校友或“准”南开校友。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原是英国工部局的“三道”，抗战胜利时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张廷谔也住津南村。后来，我去看过敖二叔敖世璋，我说：“二叔，您升官了。”二叔说“：升什么官？你知道我在重庆南开校警队管多少人？”我说“：得一个多排，有好几十口子吧？”那时，重庆南开没有围墙，800多亩方圆，全仗着校警队日夜巡逻。二叔说：“现在我这个八区区公所里，连我的包月三轮才16个人！”
1948年南京的“立宪国大”早已开过，为了支持张伯苓校长竞选“国大代表”［1947年的“国大代表”被老百姓称为“国大代”、和“青年从”（军）“、军官总”（队）、“社会贤”（达），并称为“四大凶”。］副市长杜建时（后升为市长，比严先生高几班）、南开校友会，包括严先生在内，很忙合了一阵，并成立了个“公能学会”。不好在明面上用南开校友会的名义，代之以南开校训“公能”为名的“公能学会”。到1948年8月我见严先生时，公能学会早已不开会了，张校长也去“宁国府”的“考试院”履新去了。
“一脚踹在臭水沟里”是张校长自己后来的说法。严先生的说法呢？我问过：“您对校长做官看法怎样？”严先生摇摇头：“不好说。”又思考一下：“这里面有事儿！”，我想严先生也许知道蒋介石告诉张校长“以后教育部隶属考试院”这句虚幌一着的诱饵式的诺言吧。
这个问题，严先生没跟我多讲。如他所表示的，在胜利后天津“接收”阶段，是有不少南开校友和“准”南开校友到天津做官。严先生从美国回来，从《大公报》驻美记者到升为天津《大公报》副经理，再升为经理，当上风头一时的“参议员”，这和他在南开校友中的声望有关，也和他与杜建时有较亲近的关系有关。(www.xing528.com)
到了11月底，我最后一次见他，我问：“您走不走？”那时候，陆陆续续去南方的人不少。他说：“我得走！李若兰和孩子已经去了南渝了。我这个……”半截子话，没说出来。我说：“何至于？您就不能再等等，再看看？”他说：“整个《大公报》馆里，就是我一个人跟‘政府’最近。”
12月上旬，平津之间火车不通，我截在北平。直到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2月上旬我才回到天津。《大公报》已改名《进步日报》，我去了一趟报馆，打听严经理在不在报馆？一位工作人员说：“临解放时走了，坐美国登陆艇走的。”
严先生1946年从美国回到天津，1948年底再离天津去美国，在《大公报》工作只有两年多，除了《大公报》的日常工作以外，他做的其他工作有：
出版了一本由张伯苓校长题书名的《旅美鳞爪》，是他为《大公报》撰写通讯的集子。其中最精彩的是他访问罗斯福总统夫人的通讯。还有他1941年以前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过的《燃起运动场上的烽火》。40多年以后，在南开中学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已查不到这本书了。
他一直是天津市“参议会”的参议员。他的老母亲、我的太师母夏先生也是参议员。老校友时子周是第一任“议长”，参议员中南开校友、“准”校友不少，而严先生确是在这会里挺出风头的一位。记得1947年春节，他还和李若兰先生在中国大戏院“参议会”的晚会上演出过丑角戏《背板凳》，大受欢迎。
《了望》周刊1993年第1期上，萧乾先生在怀念杨振声教授的文章中写到：
“每个人一生从小学到大学，必然有过几十位老师，然而可以称作‘恩师’的，只能有一两位。所有的老师都曾传授过知识，因而在学问的积累上，都给予过帮助。然而恩师则在知识之外，还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指引过，给过帮助，有过影响。”
抗战中期，萧乾先生是《大公报》驻欧记者，严先生是驻美记者，他们二位是老同事了。而萧先生对“恩师”的论断，我确是从严先生的身上深有体会的！1947年我同届的李忠民在北平汇文中学课室外面听了我半堂课，他说：“你这课纯粹是海怪改行教地理。”确实，严先生不但传授给我知识，传授给我讲课的技术和艺术，还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指引过我，给过我帮助。严先生确实是我的当之无愧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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