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比我年长10岁，我上高中时他正是不到30岁，年富力强。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大方脸，大下巴，厚嘴唇，常常胡子拉茬，要不他外号怎么叫“海怪”呢？但却另有一股“帅”劲，是别人很难学到的。
抗战时期，日军飞机空袭重庆，严先生是南开学校防护团团长，警报发出之后，指挥群众进防空洞，维持秩序，保护学校。我们这些团员分成几个组：家属和女中学生躲白鹤林防空洞的鹤林区，男生和部分家属躲津南村以南防空洞的津南区，有各处巡逻的游击区。（上高三那年，我同班的地下党支部三位同学：齐亮——即小说《红岩》中的烈士齐晓轩，郝连杰、王世堂就是三人一组的游击区。）我是不离开学校的学府区。高二时和袁祖颐、陶愉生在一起，高三时和王远铨、邹汉甫在一起。严先生分别去各区，但和我们学府区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海阔天空，他谈得很多。有时，就是他一位先生，带着我这一个学生，谈得更深入。严先生要我好好念书，“要出人头地，练出本事，除了学好汉文、洋文，还要从运动场上锻炼，从舞台上锻炼。”
严先生是很推崇周恩来校友的，他说：“校长说过，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的洋文、汉文都是Excellent，而且戏演的好，也是Excellent！”又说：“你国文行，英文还得下功夫！这一点，你随我。”（严先生也是国文比英文强。）
严先生给我讲在舞台上和运动场上锻炼的道理。我自己在南开以及沙坪坝、北京各大学演过不少戏，1948年向严先生汇报过。而运动场上的却始终无缘，不象严先生在球场上足、篮、排、垒四大球都来得，他在田径场上最精彩的一项是铅球，屡次获校级冠军，市级比赛也名列前茅。抗战胜利后，他在天津运动会还参加过比赛，榜上有名，那时他已35岁了。他提到：“当初在天津，当外国球队比赛裁判不易，洋鬼子的那些水兵们多不讲理啊！小日本阴，小老法坏，英国毛子奸，意大利水兵最野，不踢球净踢人。当他们的裁判，得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拿着足球规则，嘴里叼着哨儿；吹着哨跑过去，右手拿手枪指着足球规则的哪条哪条，罚王八旦，不由得他不服！”我着急：“那得哪国人当他们的裁判呢？”严先生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喏，喏、喏，就是本人！当这种裁判最美了！”我心里更佩服严先生，他能用手枪和规则管住了撒野的洋鬼子！严先生说：“对洋鬼子，又得讲理，又得拿武器吓唬住他！咱没武力不行，光有武力，不讲理也不行！”这种说法，多符合辩证法呀！
高二上学期，严先生鼓励我参加国语讲演比赛，从定稿、背稿、手势、表情，都一段一段指导我，结果我只得个第三名，严先生并不责怪我。得第一名的是我们年级的大才子邹承鲁（现在是科学院学部委员），那是我心服口服的。但心里还盼我能再讲演一次。严先生说：“讲演，一靠天分，二靠努力，邹承鲁二者兼有，你不服不行！他那稿全是他自己的，你那稿还得别人加工，加工再好也不是你自己的，总隔着一层。你佩服周恩来校友的讲演，他讲的全是他自己的，没人给他改过，你信不信？”我点头说：“信！”(www.xing528.com)
高二下学期，听严先生的话，不参加任何比赛，专心念书了。那学期被选为“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学生自治会）的社教股股长。社教，应当是社会教育，我也不知干什么好。这时被选为讲演股长的同学何康（原农业部部长）来找我，1940年他在齐亮之后，王世堂之前任我们年级地下党支部书记。他跟我说：“咱俩人换换好不好？你干讲演股，我干社教股；社教股的事我干，讲演股主持讲演会会场的事你干。对外开社教股各校联席会你去开，咱办学校的工友夜校，我来负责，你来讲课。”他一口气讲得非常周到，我没多说，只答应考虑，明天给回音。因为我得请示严先生，还得征得辅导组丁辅仁先生同意。
严先生却有他的评价：“田鹏！听何康的，照他说的办。咱们南开当年在天津总办平民夜校，有历史了。何康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明白，不是我说你，你比何康差远了。他是帅才，有组织工作能力。他当四组中队长（即四班班长），能组织同学，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你只是个将才，让你一个人干一件工作，你能干好，让你领别人干，你不行，在工作上，你不能服众。”严先生又说：“你聪明外露，太不深沉，感情重于理智。不信，你两手一对叉，是右手大拇哥在上，还是左手大拇哥在上？”我一叉手，右手大拇哥在上。严先生又说“：你是感情重于理智。左手压右手理智重于感情。不信，你找何康试试，他一定是左手压右手。”所以，在给何康回音时，顺便让他把两手叉一叉，果然，他是左手大拇指压在右手大拇指之上。至于排课，何康让我教算术，不让我教国语，当然更不会让我教公民的。
50多年以后，夜校的事虽还忆得，但印象更深的却是严先生对我个人的评价，我领导几十人上百人不行，领导十几个人也干不好。
严先生给我讲了不少南开掌故，使我对南开感情更深。1948年回天津南开教书，有客观原因，但内心更多的是基于对南开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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