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严仁颖先生，是在1938年。当时我逃难到重庆，考进南渝中学高中一年级，他正是我们高一二组的级任导师，教我们公民课。就在那年的10月17日校庆，南渝中学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的。
高一第一学期的公民课，严先生讲“两论”。严先生说：“头一论是‘兔论’；第二论是‘梅兰芳论’。”（学生暗笑）“什么是兔论？”严先生说：“大家在小学算术四则题都学过‘鸡兔同笼’，一共多少个头、多少只脚。如果全是鸡，该有多少多少只脚，可是为什么脚多出来了呢？原来还有兔。多出多少只脚呢？就算出该是多少兔，再算出该是多少只鸡。到了初中学小代数了，X+Y等于多少，4X+2Y等于多少，更清楚了。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千真万确，准是多少只鸡，多少只兔。不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都是定而不可移，这就是自然科学！（同学点头赞许！）
“至于社会科学呢，你们都知道‘龟兔竞走’。兔每分种跑多少步，每步多远；龟每分种跑多少步，每步多远。俩个赛跑，同时出发，你到终点去等，晃晃悠悠先到终点的是龟。怎么回事？”同学们早憋不住，一齐说：“兔子睡着了。”也有人说：“兔子栽了。”严先生说：“是啊，有人说兔子栽跟头，腿摔坏了；或是兔子让老鹰叼去了。还有人说：乌龟是让我抱着坐卡车来的”（同学大笑）。严先生说：“各抒己见，其说不一，这就是社会科学。”停一停又说：“你我很难肯定究竟怎么回事，究竟谁对。自然科学可以用数学计算、实验室实验，用显微镜、望远镜观察。社会科学只能大规模地、大范围地、从古到今地调查研究。但是很难有个大家公认的、准确的结论。所以，下面就得讲‘梅兰芳论’。
“谁都知道梅兰芳。梅先生，京剧泰斗，大师，四大名旦之首，去过日本、美国、苏联，是大艺术家！你们也想看，也想听，你们说，您给我们来段梅兰芳。（同学们笑）
“我来段梅兰芳？我哪行？你们看看我这个模样，这个德行，这个造相（天津话“造”念“揍”，“相”念“形”），我哪点象梅兰芳啊？（同学们大笑）(www.xing528.com)
“又何况梅先生在上海，来不了；又听说，梅先生留胡子了，不唱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凑合着，我唱不了旦角，唱个丑。看不着京剧，你们看看话剧。南开话剧有历史，够意思，咱们哪年校庆不演话剧啊？”
以上这段“两论”，当时我明白不透。慢慢地我长大了，我也大学毕业了，我也讲课了，1947年在北平汇文中学，1948年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都讲过两论。以后在各种类型的讲座，讲到地理课的性质（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范畴）时，都讲过“兔论”。以至于1949年初天津刚刚解放之后，一些学生问我：“田先生！您该给我们讲点梅兰芳了吧？”我回答：“不行，差得远！我还得好好学习哪！”（这些孩子懂得“梅兰芳论”指什么，比我觉悟快！）
当然，我也知道，严先生决不是马列主义者，他只是爱国主义者。他对京剧、话剧都热爱，那也是家庭教育、南开教育的影响。从这点上说，我和我的老师严先生是一样的。
解放前后，我只看过梅兰芳先生的电影艺术片《生死恨》、《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二堂放子》，没有机会看梅先生的舞台剧。1947年在北平我连导带演了话剧《升官图》（至今那份海报和说明书仍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展览着），1948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演过《人之初》，1949年只排演一个独幕剧《禁止小便》，1950年搞了个大剧《思想问题》。以后，我没有机会再演，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南开话剧无疾而终，除我的学生演哑剧的王景愚以外，后继无人。这就格外使我想念第一位引导我接触到话剧的严仁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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