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挚友周恩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友谊故事

1914年吴国桢进入南开学校时，周恩来已是二年级了。他与同学共同组织了敬业乐群会，任该会的智育部部长，在同学中已有一定影响。而吴国桢年龄最小，雅气十足，聪明过人，自然引起周恩来的注目，所以他俩很快就由相识而亲近起来。在现存的南开校刊《校风》和《敬业》等刊物中记载了他们这段友谊的真实历史。

周恩来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的，在对吴国桢等同学的友谊上更显示了这一点。周恩来在为《峙之日记节录》的序言中就表示了这种诚挚的情感，他说：“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惟人品不齐，向敢等视。以故让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实不多见。且余年非长，天真未变，素结交小友乐我性灵，因是识者孔多。然欲相勉，于道德相交，以天真相持，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并说：“唔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二君虽幼于余而余之益友诤友”。

他们在课外组织的活动中，交往甚多，更增进彼此的了解。周恩来在敬业乐群会中一直承担着主要职务，先后担任智群部部长、稽古部部长、副会长、会长等职。而吴国桢又是该组织的骨干。在一次组织旅行团郊外春游时，周恩来任总司令，李福景任副司令，吴国桢为团员协理工作。这次春游，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周恩来曾连任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又是主要演员，从1914——1917年他们都是南开新剧舞台上的活跃者，几乎出出都是同台。吴国桢在日记中也多处记下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如在赴高家庄李氏小学赛球一则中，他在文中特别提到“会长周翔宇（恩来）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施归”。还有一则记着他与周恩来等在课余商议球队进行方法，并一起练球，作游戏，打乒乓球等活动。使吴国桢感到这天“乐甚”。他们经常一起促膝谈心，共同研讨，相互切蹉。在吴国桢的另一则日记中写到：“课余，与友人周翔宇（恩来）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务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非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周翔宇闻言，颌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之。’”

时至1917年夏，周恩来毕业，东渡留日。吴国桢于同时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而这时周恩来已赴欧勤工俭学，以后两人在政治上又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周恩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职业革命家，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吴国桢加入了国民党，飞黄腾达，日趋显赫。抗战期间，他们又在重庆相逢。周恩来代表八路军驻在重庆，吴国桢正是重庆市市长，他们经常在张伯苓校长家相遇，为中国之前途争论不休，张伯苓无奈，只好相劝说“：历史将会作出评论。”

（南开区政协供稿）(www.xing528.com)

县政府大堂里的十字架

卜青芳

我1940年由贵州剑河县长调任仁怀县长。仁怀县政府大堂，三合土锤地，大堂正中地面上，由碎瓷镶嵌着一个很显明的十字架。我感到很纳闷。

后来我访问了当地耆老，才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来历。清末咸、同、光绪年间，地方政治腐败，官府压迫百姓。当时法国天主教会，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北部和川南的偏僻地区，进行宗教活动，一些百姓乃加入天主教，恃洋人和教会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不再受官府压迫。以后更多百姓纷纷入教，逐渐教民日众，这个阶层不仅不受官府压迫，反转过来还压迫其他百姓，傲视官府。当时民、刑诉讼，当事人到衙门大堂，例皆跪倒，天主教民一反旧例，到大堂后一律不跪。官府怕洋人，对教民无可奈何。“非教民”跪着“，教民”不跪，使得当时官吏十分尴尬。后有头脑灵敏者想：教民见十字架即跪地膜拜，大堂上镶嵌一十字架，教民不就也下跪了吗？后来大堂镶嵌了十字架，不仅“非教民”得下跪“，教民”见了十字架也不得不下跪了。这样一来县政府总算挽回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