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校对学生之学业要求严,课程重。四年内达20门之多,其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其次还有物理、化学、中国史、西洋史、中国地理、西洋地理、博物、生理、法制、经济学、簿记、唱歌、图画、体操等,但他均能很好地完成。刚刚入学不久,他的作文就列为“各班国文传观前五名”之中,登在《南开星期报》上,还有其他课如地理考试等也因成绩优良受到表彰。有一次上国文课,先生让他上台朗读课文,他曾在日记中做了如下的记述:“余读时声音宏壮,并无差讹。读毕先生大加奖许。旋又谓余曰:‘汝天资卓越,举止不凡,苟发愤用功则前途未可限量。但不可骄矜,矜则必败。’校长有言曰:‘勿观楼上繁花锦绣,但视楼下砥柱磐石,汝其慎之’余闻是语,不禁感先生之切而爱先生之深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学习国文成绩的优异及教师对他期望之切和其自身要求之严了。
吴国桢对老师讲授内容,往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进写出心得。在一次历史课上,对明代守道大将袁崇焕杀骁将毛文龙一节,老师认为毛是明之“边境骁将,能(难)得之士”,“即使有跋扈之心,崇焕也当换之”的看法,吴国桢提出了不同之见解,认为毛文龙“内具跋扈之心,外依山川之险,不用朝令久矣,”“一旦粮足兵精,则其反也,必关……”。所以他认为“袁公之杀文龙,宜也”。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法各异,结论不同,孰是孰非,见仁见智。然而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吴国桢却能不拘泥于老师的讲授,勇敢地提出不同的看法,这确是很不一般的。谈史论史是他在中学时代特殊的爱好。在日记中他用很多的篇幅记下了课外阅读《战国策》、《资治通鉴》等史籍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又如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一节,他认为这是“吾国历史上之最大光荣”,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国有武力。“苟无武力为后盾,俄人其何能从?”并联系当时(即北洋军阀)之中国是“武备不振”使“国之危亡有如累卵”的慨叹。他还在《敬业》上发表过多篇作品,如题为《以政治国,以奇用兵论》一文,讲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又如论述历史人物的《楚屈瑕因骄致败论》一文,写作时年仅12岁。在发表另一篇文章时编者为它加了如下之按语“吴君年才十四耳,而能文若斯,余读之,抑止行之,中心藏之”。从上述情况足可见吴国桢学习的一斑了。周恩来在当时就说:“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工夫中得来……”这是周恩来通过与吴国桢的密切交往中得出的看法,这也必然是符合实际的。(www.xing528.com)
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提前于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时年才14岁。1921年考入美国格林奈尔大学,毕业后,入普林斯顿研究院,入学考试时,院长对他说:“看你像貌,还没有发育成熟哩!”吴国桢立即回答说:“以像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熟,本身就是个未成熟的思想。”院长马上说:“好啦,好啦!你被录取了。”1926年他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论文,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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