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反右末期，当时因我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有工作关系，章伯钧被打成大右派，种种不实之词也强加到了我的头上。58年8月1日建工部副部长许世平在反右斗争结束大会上宣布李温平的问题，建工部无权处理。但是我却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左右都是北京各机关来的受劳动教养处分的人员，才了解到我还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却没有当面通知过我。然而我心里很明白，我从来不曾有过右派言论，和章伯钧的关系只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是搞技术的。然而在那个年月里谈不上有个人的发言权，然而心底无私天地宽，到什么时候我坚信我的“科技兴邦”之心不会变。当然有时自己也想不通，但很快就又把脑子集中到自己的专业上去了。
我和其他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员来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密山兴凯湖农场时，那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这个农场八分场的土地全是沼泽地，上面覆盖着水，这里既没有排水渠，又没有交通道路，农场安排的劳动是挖沟排水，在那严寒的冬末春初，人们在沼泽地里踩着没膝深的烂泥水用铁锨艰难地挖着。兴凯湖农场总场下属8个分场，方圆20多万亩为沼泽地，把这一片沃土变为良田，谈何容易？面对着这里的现实，我忘掉了蒙受的冤屈，日夜思索着怎样把这一大片土地变为良田，北大荒开垦出来便是北大仓，让它为国家为人民生产出大量粮食。我在多年公路施工中战胜形形色色的山岩陡壁，靠的是爆破，我想如果在沼泽地里也采取“定向爆破”的方法，岂不很快就在这无边无际的沼泽地里修筑起综横交错的排水系统，为农场的大面积农田耕种奠定基础了吗？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的爆破成渠建议得到农场领导的采纳，立即投入自制炸药、组织人力，开展农田上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我设计“一炮成渠”方法，在沼泽地里安上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一华里的排水渠，比人工挖渠既快又省力。这件事当时在兴凯湖农场里引起了轰动。我忘掉了自己爱人和孩子沦落何方，忘掉了自己经受的政治上莫大屈辱，想的只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天职，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祖国建设出力。就这样不停地爆破施工，经过二年努力，终于为农场修成了6万亩沼泽地的排水系统，使之形成网络化，并能全部种上大豆。沼泽地经春天化冻后，到处泥泞，交通运输非常困难。我又采用爆破方法，以加深加宽人工渠道，先后达几十公里，使总场和分场之间方圆20多万亩土地上通行水路运输，实现船舶化、河网化，8个分场与总场之间全天候交通得到了解决，运输物资既方便又省人力。接着，我又设计了整个农场的道路规划，经场领导批准后具体负责组织施工，农场内近百公里道路网终于建成。我在密山农场不到5年，用人民教给我的技术和智慧，为农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62年4月农场总场召开8个分场有线广播年度奖惩大会，会上总场长蔡淑荣正式宣布搞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听说兴凯湖农场蔡淑荣总场长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李温平这样的右派，他忍受着这么大的委屈，还这样拼着命干！”后来我回到北京，蔡总场长也升任北京劳改局局长，他逢年过节常与我通电话。1985年人民画报登载了美国政府授予我自由勋章的画面时，他又打电话到我家向我祝贺，我们交上了朋友。特别是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之后，我们的交往更多了。
1962年，中央建工部领导决定调我回部做技术工作，但不知我被遣送到那里去了。事实上这5年来我一头扎进兴凯湖农场的各项基建工程，从来没有想过向部领导写信申述自己的不幸，因为我坚信，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现在自己尽管受了委曲，但党和人民会弄清楚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坚信党会为我洗清一切。所以我在密山农场里很少想或不去想自己，想的只是把农场建设搞好。1962年9月刘裕民部长通过张芥士局长向我爱人蒋佩贻写信打听我的下落，并要她设法告诉他我下放单位属那个部门领导，以便通过正式途径把我调回中央建工部。经过几次协商，1963年才把我调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再次被下放，到邯郸水泥厂劳动，开始和工人们一起苦干实干。在这之前，我被造反派关进牛棚，经常挨斗，身受皮肉之苦。邯郸水泥厂完工后又调到太原水泥厂。当时我身住牛棚，看到工地上有许多从法国进口的12吨“贝利埃”自卸汽车，从波兰进口的大型挖掘机、空压机以及从美国、日本进口的推土机，由于没人懂外文，干部、工人都不了解这些新机械的性能和使用、维修、保养方法，盲目操作，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被浪费、乱用了，我把这些机械的使用、维修的外文说明书、配件目录、机械图等资料翻译好，给驾驶、维修和管理人员。这些翻译资料成了他们宝贵的材料，给他们解决了难题。消息传开，全国各地有类似机械的单位也都来索要这些翻译资料。
在太原水泥厂劳动期间，由我设计要在石料场搞成以52吨炸药爆破使7万方石料斜着抛入沟崖，即“斜向爆破”，还要避免250米外平行的33000伏高压电线免受损坏的试验。这一工程爆破成功，为太原水泥厂节约了资金和人力，也是我国最早的工程“定向爆破”之一。但随后当我一再建议打几百米隧道，以大大节约上下班13公里山路的行程和节约常年运输矿石费用，却久久未被采纳。当时有些好心人劝我“少管闲事”；也有人说我“不识时务”，“自讨苦吃”。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应该管的事，不应该考虑个人的得失。这项建议当时虽然未被采纳，却在相隔12年后的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了。
此后，1968年在江西万年，1971年和1972年在唐山、1972年在福建、1974年在青海和北京昌平、1976年在哈尔滨，我被奉派先后搞过一系列水泥厂矿山开拓和工程爆破。解决过上述各省水泥厂上山公路改线以节约石方量、减少回头弯，使石方原地堆积，减震、控制飞石方向，掌握震动速度及爆破方向，保证竖井安全等问题。通过以上多次实践，使我在工程爆破专业和理论实践运用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我主持搞的上述工程爆破是顶着种种压力搞的，因为尽管我是奉派去完成任务的，如果自己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坚信党绝不会埋没我报国之心，那是不会完成的。如果自己在设计上稍不注意，那么任何一顶爆破工程的严重后果也是不堪想象的。我常常想，1952年我在官厅水库工程中，利用车钻在溢洪道试验打13米深孔及孔底扩大，取得深孔药壶法的试验成功，使石方单价从十来元降到一元多，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1953年我被评为模范工作者而登上“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的情景。我坚信强加于我身上的痛苦是不会长久的，党会搞清一切的。
1971年福建永安县永安水泥厂需要搞矿山爆破，他们设计用24吨炸药。在快要引爆的时候，矿区周围农民深知如爆破设计不安全，将危及他们的生命财产，于是纷纷躺在工地上阻止引爆，厂里只好向国家建委求援。当时我仍在受审查，领导上让我去解决这个难题，我立即赶到福建，在厂内看了原定爆破方法后加以修改，保证引爆无误，并能准确达到不影响周围农民房屋及生命安全。爆破任务完成后，厂方和党委会对我公司分别发了两封感谢信。
多年来我在各省、市水泥厂搞过多次爆破工程，从中印公路起到1972年福建永安水泥厂的矿山爆破，24吨炸药的药量并不莫大。而1972年6月唐山市东矿区启新新矿山200平台采准工作面（采矿准备工作平台）需要爆破8万立方米山石的一次爆破工程，使用72吨炸药量是比较大的工程。
1972年6月唐山市启新新矿区，厂方要求把一座250多米高的山一次削去50米山岩尖头，使山顶成为采矿准备平台。从使用72吨炸药量来看，其震动力经过减震措施后仍相当于2.1级地震，是一次比较大的爆破工程。唐山这个城市，因矿多，爆破次数也多，对唐山市民来说，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爆破声，当然都是小爆破，故人们也习以为常。然而一次使用72吨炸药量的大爆破，在唐山市却是首次。为此，唐山军管会对这次爆破极为重视，反复审核了我设计的爆破方案，唯恐出现意外。
这次爆破地点在唐山启新水泥厂卑家店新矿区。他们测算过，如果用人力开，需要动员的人力和花费的财力十分可观，在短期内难以完成。我从多快好省地建设矿山的认识出发，按抛掷爆破设计，在山顶200米等高线上作平峒药室，把72吨炸药分布在81个药室之中（根据山形高纸及爆破先后次序和最小抵抗线长短确定），采用毫秒定向爆破法，一次爆炸的结果，不但要削去近10万立方的山顶岩石，还要把炸起来的一块块石头借炸药的力量抛掷到山的西北方向的荒滩上比较整齐地堆积起来。如果炸起来的废石遍地开花，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我在矿里认真设计、测算，熬了几个通宵，一个药室一个药室考虑。经精密核实确定了爆破方案，确保万无一失，然后将方案送厂方审定，并办了送唐山市军管会批准的手续。我十分明白，这一次设计方案当时在我国工程爆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我虽然已回到建工部工作，但还只是一个“摘帽右派”，这么大的工程如果出现疏漏，我是担当不起的。还中凭着我“科技报国”的坚定信念，我一往无前地干下去。
1972年6月22日中午，爆破工作开始。国家建委矿山公司一处谭建林书记、唐山水泥厂甲方代表、工程师刘我然，唐山市各级领导都到现场观看。我作为总设计师最先到现场。
这次爆破十分壮观，电闸一合，只见整个山头如同蒲公英开花似的冲向天空，随着巨响和电击闪光，黄尘硝烟如同万道龙蛇纠缠翻滚、笼罩全山，炸药的震动力在半径五华里以内使人感到脚底震跳。只见一道白色蘑菇烟云腾上千米高空。当时周围五华里以外许多人在围观。炸过之后，人群涌向山顶，只见一个10来亩大的平台出现了，整个山顶被刀斧削似的削掉了，而炸起来的山石飞往西北方向的荒坡上堆积起来。矿山采准面在几十毫秒内出现了。爆破后我立即到山下查看，山下的梯田除了蒙上一层石粉之外，滚石伤害农田之处极少。这时，唐山市各级领导、矿方领导、工人、干部和当地群众纷纷从爆炸前焦灼不安的心情中解放出来，人人脸含喜悦的微笑向我祝贺爆破成功。
1979年，我担任中国建材工业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1979年底，我的另一次1020吨重量级大爆破工程在黑龙江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牡丹江第二发电厂取得成功。我感到多年摸索出来的大型爆破经验对祖国建设事业增砖添瓦，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和年轻的一代杨人光等更加努力拼搏为振兴中华出力。
从1978年我们完成牡丹江水泥厂矿山采准面的开拓工程任务，临别水泥厂回北京时，该厂书记李学杰同志就与我商洽，希望我能为牡丹江市第二发电厂拟建贮灰坝的坝址作勘测设计。牡丹江第二发电厂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发电烧煤的灰渣逐日从厂内排出，因为没有贮灰场，大量灰渣从厂里流入河道，严重污染周围环境。我说可以查看地势后给他答复。由于电厂周围群众对排灰污染意见很大，回京前我去电厂查看地形，打算在厂外一条山沟河道中采取爆破筑坝的办法建筑起一条大坝，使灰渣积存在坝内，避免外流污染环境。我发现厂外这条河道是在两座山谷之间穿流，如果把山石爆破后，让它堆积起来筑成横坝，坝内作为贮灰场，问题就解决了。原来电厂也曾计划人工筑坝，设计结果需用1000名工人上山取石下山砌坝，工期需要三年才能完成。
这个筑坝工程在牡丹江郊区5公里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坝址座落在两山之间，谷宽150米，主副爆区分别为两座山。山坡的平均角度只有29°，两山中左岸山头侧面临空，属于缓坡宽谷的不利地形，如此地形，过去一直认为是定向爆破的“禁区”。要想一炮建成一座高20米、长350米如此规模的大坝，国内外尚无先例。因此在爆破的设计上与常规定向爆破不尽相同。经反复精密测算，我认为要想“一炮成坝”，需采用定向大抵抗线，延长药室和毫秒差的接力起爆方式才能成功。这种接力筑坝方法，有可能既省时又省工，属毫秒差爆破抛掷堆积法。一般近百吨炸药的毫秒爆破，我从1967年就已用过多次。而这次爆破我估算需用炸药千吨以上，是我搞爆破工程之首次。当时据我所知，国内外一般大爆破，均采用秒差引爆方法，如果我们采用毫秒差引爆，那将是我国工程大爆破的首次。从使用炸药量来看，超过一千吨，我们设计要求爆破有效石方量为80—100万立方米，上坝石方量为44.3万立方米，上坝率为55%。堆积成的平均坝高为20米，这在当时爆破规模上属全国第三位，能否成功，是需要承担风险的。我经过慎重考虑，又向东北电力设计院和北京科学院力学所作了咨询。力学所爆破组工程人员杨人光同志按我提的三点原则拟出的具体方案我认为比较可取。
由黑龙江省电力局局长主持的这次大爆破方案的审查会在牡丹江举行，要通过研讨，决定是否采用我们的大爆破方案，我和杨人光及有关科研人员都参加了。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到星期的下午，与会人员还没有一位对方案发表肯定意见，这使主持会议的省电力局长有畏难情绪。我当时想，尽管我们的设计方案是科学可行的，由于这是一项大工程，搞不好后果严重，为了使方案更有说服力，最后我在大会上建议先做两项小型的实验炮，来验证方案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
不到两个星期，两个实验炮准备好了，一个是对定向爆破准确性的实验，用前一排小炸药包开道创造条件，为后一药包定向发射创造准确而又发扬威力的条件。另一个试验炮将实验条形炸药包能否将石方量成排向前堆集，并堆集至指定的距离。当时由省军分区司令员主持发放这一对实验炮，观众有2000人。
第一个实验炮是确定方向的问题，试炮成功，这时没有人怀疑定向不准。
第二个实验炮是对条形炸药包的定向及抛掷距离的测验。引爆前我们将条形炸药包位置定了点，然后依条形药包的设计抛距为半径用测绳拉出个圆弧来。沿着圆弧插上小红旗。引爆结果，插的小红旗都不见了。我站在定点，请杨人光同志拉着测绳往前跑出120米去找小红旗，当时地面上找不到小红旗，我喊杨人光往地下摸，扒开土20—30公分以下，结果他摸到了一个小红旗，再走几步又摸到一个小红旗，接着全部找到了。这说明条形药包起爆后将一条形土方一齐抛出了120米，证明设计的条形炸药包能起到设计的抛距。这使亲眼看到实验炮放炮结果的人们十分满意。于是领导上对1020吨炸药搞“一炮成坝”的计划深信不疑。这一项爆破方案终于被批准实施。(www.xing528.com)
爆破准备工作由黑龙江省建筑六公司一大队承担。他们在导峒和药室的开挖、装炸药回填的施工中，按照我们设计每方用炸药为2.55公斤，在主爆区山高130米处开挖三条导峒，副爆区山高80米处开挖三条导峒，导峒与药室施工总长度为950米，先后经历了半年时间，始终按设计方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使爆破一举成功。
1979年11月4日上午11时，爆破总指挥部发出三颗信号弹腾入天空。一瞬间，一声巨响，主副爆炸区的两座山上顿时烟尘滚滚，飞石穿空，烟火四射。接着两座山上飞起的石头按照药力抛郑到山谷下，并依次堆积起来。待烟尘消散后，一条高20米，长300米的石坝堆砌起来，宛如长龙横卧在两座山的山谷之间。
当时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汪之力同志分别从哈尔滨和北京赶来现场观看，黑龙江省内外干部、军分区军官，参加这次大爆破施工设计的陕西省水土保持局、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新疆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承担施工的省六建一大队干部和群众约3000人也到场观看。
我在爆破观礼台上坐在汪之力同志旁边，起爆前我问他对这次大爆破有信心吗？他说他没有这方面经验，等一会儿才能见分晓。爆破成功后他和陈雷同志向我们握手庆贺又向设计、施工技术人员表示祝贺。厂指挥部设宴庆祝。人们纷纷对我和杨人光同志表示敬意，使我心中增添了温暖和激动。
经过计算，这次采用大爆破施工筑坝成功，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元资金，比人工堆积节省造价三分之二，缩短工期2年，还打破了当时国内外如此定向爆破的禁区。当时《黑龙江日报》、《牡丹江日报》都做了详细报导。
离休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担任了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八、九、十、十一届党代表、中央委员、中央咨监委员。美国道路协会、美国爆破工程师协会均接受我为外籍会员。
我于1986年8月离休，离休时已经74岁了。我想，人老了就该退下来，然而我一生坎坷，相当长的时间没能好好工作，我的健康状况还好，我要尽力多做一些工作，补偿过去失去的时光。国家建设需要人材，而前几年我国花钱送去国外学习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有些人学成之后留居国外不回来了，这对国家是一大损失。于是我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师资在国内办大学，就地培养人才，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也免得人才外流。
为此，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我与当时是安徽省副省长的杨纪珂教授等联名提议，在高等教育方面开辟特区，引进外资和师资，联合办学、培养人才。一面积极筹办中外合资在国内办学之举。我与杨纪珂为此还联合写了提案。
1985年我与杨纪珂、梁克钧还专程去美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UB基金会洽谈在我国合资办学问题。从1985年—1987年，我们曾邀请11位美国管理科学专家，先后到中科院所属的管理学院讲学。这些来华讲学的专家中有热爱祖国的美籍华人，有资深的权威学者，还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我们的努力下，上述基金会曾出资3.5万美元作为中美合资办学费用。
唐山发生严重地震后，我考虑到唐山市遭受毁灭性地震灾害，极需培养抗震人才。于是我于1987年11月30至12月5日为唐山工程技术学院请来了美国第一流的地震学专家——美中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主席艾伦教授，在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筹办抗震结构中心，艾伦教授除为他们讲学外，还指导办实验室，培养抗震人才。
近几年来，我还为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事业做了下列几件事情：
一是我了解到英国曾有科学公园之创设，以加速开发新技术。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于是设想在慕田山峪中科院管理学院700英亩院地里搞长城大学科学公园，并设计一个广义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生产企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1985年，经我联络了北京高等院校科技开发中心，国家建材局及所属的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院、大连海运学院、中科院软件实验室、首都汽车公司等八个单位共同筹办长城大学科学公园。我又与美国大学教育协会和美方著名人士联系取得支持，经双方商定成立以美中合资公司的名义具体筹办。1987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签了协议。由中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交美中合资公司推销。长城大学科学公园的园址根据所出项目的地点设在各高等院校内。后来这些单位对激光晶体、人工晶体、柠檬酸专利、排气催化燃烧器、复合安全破璃、计算机软件等13项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做了很好的贡献。
二是1986年大连港的新港项目投标，这是较大的建港工程，其中仅移山填海的爆破、挖运石方量达800万方。为争取承包这部分工程，我及一些工作人员冒着严冬大雪，到离大连市区30公里外的大窑湾新港址实地勘察。后来因为我所在的中国建材总公司缺乏大型设备，我曾组织国内有关单位并请到一家法国杜美泽公司合作，后来又因为我们提出的工程最低标价是4000万元标价，而法国公司却坚持提出高达一亿元的标价，结果当然未能中标。
三是关于建设济南至青岛的高速公路项目开始招标时，我自己想：“我搞了一辈子公路，现在离休了，还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专长，理应出力。”于是联系了我原单位所属兖州工程公司、北京市市政开发承包公司，还邀请了法国最大的承建高速公路的卡洛斯公司，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获准对路基工程展开施工。
我觉得“只要我活着，我的专业特长，应该无条件地奉献。我是一名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我要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工农大众。”1989年10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国家颁发给我“老有所为精英奖”，使我倍受鼓舞，我应当做到名实相符。为可爱的祖国和人民贡献一切力量。
（陈健整理）
1944年修复惠通吊桥后第一次通车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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