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共产党重建中国，铁道兵团任命我为总队总队长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下令将重要物资一律运去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物资委员会负责人张乃修在上海召集交通部驻上海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张对我说，奉上级指示要我把总队所有重型机械列出清单交给他，迅速运去台湾，招商局的船已经为我总队的重型机械留出舱位。这次会议也传达了交通部在上海的其他单位需要运出的物资应迅速装运等内容。然而当时我已接到上海铁宣的一封信，内容是希望我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这时与我在同一所楼办公的筑路机械管训处处长黄祝民（原国民党浙江省兵工厂厂长）也收到上海铁宣的一封信，据该处总务科长钟翰卿告诉我说，黄祝民接到的信的内容与我收到的信的内容大不相同，给黄的信是命令他护厂，不准他破坏和乱动等等。面对着交通部要我撤去台湾和地下党要我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通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想我是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多年追随国民党，但我是主张“科学救国”的，国民党倒行逆施，已经为人民所唾弃，我为什么要跟着他走穷途末路呢？共产党为国为民，全国解放后要重新建设新中国，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为国为民的康庄大道，贡献我的技术为人民工作。我又对比了我收到的上海铁宣给我和给黄祝民的信，心中感到热呼呼的。于是我一面把所属机械安顿好，把所属人员安顿好，准备上海一解放，如数完整地办理移交。另一方面我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没给张乃修任何确切答复。那时国民党政府内部乱成一团而解放大军很快就进入上海。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公路接管组军代表黄国华（桂挹清）、熊振作由地工黄森同志带着娄源、范子兰军代表到上海大陆银行我总队在上海市内临时办公地点与我谈交接事宜。不几天我们即迁回真如，熊振作军代表并为我们向真如总队部办公大楼驻扎的解放军迁出事自动联系，使我们很快恢复办公。我将总队所有筑路机械如数造册移交。出乎军代表意料的是，不但我总队财物完整无缺，就连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解放前夕发给我总队全部人员的三个月遣散费贰亿元法币金圆券，因我队没有人要求遣散，所以这笔遣散费原封不动存放在我队财务保险柜内。另外还移交了现金、美钞、银元、黄金金条等，一一列单无误。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我的总队上下一心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决心以自己的技术专长建设新中国。

在军代表参加的我总队与筑路机械管训处两个单位合并的大会上（最初该处成立时我兼处长后总局派黄祝民接任），此时与军代表俱来的原地工黄森同志向全体员工宣布我为两个单位合并后的总队长，原职原薪不变，军代表娄源同志在大会结束前带头高呼“拥护李总队长”的口号，全场群情激昴，使我内心感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温暖！

军代表们接着与我研究总队的工作应向哪些方向开拓的问题。我认为全国解放了，迅速修复各地铁路交通是当务之急，我的专业是铁路工程建设，我总队拥有机械化施工的全套设备和机械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以及各类技术人员还有实力强大的工人师傅，人才济济。尤其难得的是这一支技术队伍多年来转战各地经过磨练是一支能够吃苦耐劳而且作风优良的队伍，具有献身精神。我总队又拥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和数量最多、门类齐全的进口筑路机械，完全能够成为新中国的铁路修复工作的先锋。于是我建议去修铁路，为新中国出力。很快，上海军管会与中央军委铁道部联系妥，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正式接收我总队纳入铁道兵团编制，铁道兵团正式宣布任命我为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总队长、总工程师。接着铁道兵团电约我与李寿轩参谋长在河南洛阳渑池见面，视察了陇海铁路8号桥的修复等工程。接着我总队开始沿京汉线铁路修复几座通郑州的桥梁，比较大的有新乡大铁桥工程，完工后把队伍集中到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之间的18座大桥和4个隧道的修复工程，以使火车迅速能通到甘肃天水。此后不久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指示：派我总队参加展修天兰铁路和兰新铁路。而这时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国家工业化建设，张宗逊副总参谋长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谈过在工业化建设中我总队的归属问题，经周总理电示，很快中央成立了建筑工程部，维持原议我总队将改为隶属于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后派袁牧华、张芥士为正副局长，我为总局总工程师，专职负责技术工作。(www.xing528.com)

1954年7月，铁道部滕代远部长依照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这时，以铁道部为主，开始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为了把该桥建造得更好，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所提出的有关大桥技术设计与施工的种种问题进行讨论或分别研究审定提出意见。当时被聘请参加顾问委员会为委员的均为我国的一流专家、学者，我有幸也被聘请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记得当时从各部委聘请的委员名单中还有刘开渠、程世抚、周荣鑫、梁思成、戴念慈、张镈、张开济、汪国瑜、莫宗江、周凤九、嵇铨、蔡方荫、黄久熙、汪季琦、金涛、张维、陈士骅、杨宽麟、谷德振、华南圭等20余人。其中不少同志是国际上颇具声望的专家，茅以升是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委员会在武汉长江大桥建筑过程中曾分别在汉阳、北京等地开过若干次会，讨论和研究审定了一系列建桥技术与美术设计等问题。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关键性的桥墩工程须在水深40公尺以下植入钢筋混凝土管柱沉桩，我总队有空气压缩机，空气锤可以打桩，每分钟打几百下，我应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梅映春的要求提供使用，效果很好。

1954年前后，我总队曾参与支援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基建工程。我们在那里完成了150万立方米平整场地工作，还参与了基础混凝土工程和厂房基础牛腿梁柱屋架吊装，又在工地成立一个机械化供应站供其使用。此外总队还参加淮河的佛子岭水库、河北省的官厅水库以及抗美援朝中鸭绿江边飞机场的建设工程，以及参加河南洛阳涧河桥及洛河桥工程。1956年我受建工部委托，参加国务院12年长远科学规划项目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