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豫立、伍俊威：广中土木系烈士的抗战英勇牺牲与悲恸现状

1941年12月8日，日军以强大攻势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后，相继占领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缅甸亦被日军占领。这一严重事态的出现使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对外运输通道被切断，抗战大后方面临外援中断、支撑困难的严重局面。为了打开接受盟军援助的国际通道，重庆政府于1942年毅然派出中国远征军攻打盘踞缅甸的日军，在盟军史迪威尔将军指挥下，配合英军打击日军。由于准备不够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结果第一次缅甸战争只经历了半年就全线溃败，史迪威尔将军落荒而走，步行20天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遭日军包围损失惨重，200师师长戴安澜为掩护盟军撤退壮烈牺牲，无数将士埋骨异国荒山。在此之前，为使军援物资得以运到我国昆明，以打击日军，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对从缅甸至我国昆明的滇缅公路奉命改建为双线车道和柏油路面，以利行车。我当时是重庆公路管理处石工直属大队长、正工程师。1941年末，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局长俞飞鹏急电重庆公路总处，指名调我到滇缅公路参加改善路面工作。电文如下：

查滇缅公路现赶铺柏油路面，急需熟悉工程兼谙英语之高级工程人员一名。兹查该处正工程师李温平极为合适，已准劳德顾问面请饬其先行供职，即由该处与滇缅路局补办调用手续。

滇缅公路原系云南滇西省道干线，1935年已由昆明通至下关。1937年抗日战争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即筹建下关至畹町段，并与英政府商定以缅甸腊戍与我国畹町作为滇缅公路衔接点，缅甸境内与中国境内各自负责承建。当年云南省动员民工15万人，仅用287天就将路段打通。该段全长1255公里，中经海拔数千米的险峻山脉，路段经怒江、澜沧江两岸深谷，在山谷间架起的大小桥梁370座。1938年苏联的6000多吨援华物资从奥德萨出发，交英国轮船“斯坦萨尔号”运至仰光，然后从滇缅公路运入我国。1939年通过该路运入武器及其他物资达27960吨。1940年日军开始封锁滇缅公路阻断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3个月后，此路于1940年9月重开。1941年日军筹划大规模破坏滇缅公路，指定100架飞机从越南起飞轰炸滇缅公路。这就是以日本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为指挥官的“滇缅封锁委员会”的行动。据统计，日军从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先后6次出动100架飞机对惠通桥狂轰滥炸，但公路员工和民工发扬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冒生命危险，随炸随修保证通车，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入滇缅公路局工作的。

军令如山，尽管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我意识到这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应当无条件服从。总处通知后我立即到滇缅公路局报到，报到后才知道，为修复滇缅公路，中美双方达成由中国负责施工，美方供给修路机械和物资的协议，因此需要熟谙英语的工程人员来办理这项工作。然而我没有想到从此我开始了具有意义的人生里程，那就是修复了滇缅公路后，我又被派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即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它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历史事件起到了巨大作用。

1942年我在滇缅路上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改歪线、降陡坡，整平路基后铺柏油路面，足迹遍及这条公路，并曾手拎着柏油桶一步一步地喷洒柏油为民工做示范。那时筑路工具较落后，原有路基坑坑洼洼，先要修补整平，才能铺柏油。一万多民工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一样，爱国热情高涨，在那里与恶劣气候、疟疾做斗争，努力修路。1941年底，我们终于将畹町至龙陵的第一段沥青路面浇筑完毕。国民党滇缅路局局长谭伯英曾发给我一张奖状，上写“李温平对于本局铺筑柏油路面工程工作努力，忠勤卓著，特给奖状以示嘉勉。”

1942年5月2日，云南保山遭日机猛烈轰炸和低飞扫射，当时正在城内赶集的军民群众死伤惨重，据统计约3000余人。保山公路段办公室及修配厂均被炸着火。我带头与工人们抢救筑路机械，副段长刘元敬的手被弹片炸伤流血不止，仍奋力救火。与此同时，日军先头部队直迫怒江桥口，幸好国民党36师宋希濂部赶到，将怒江上惠通吊桥炸断，使日军无法过江。从此国民党军与日军以怒江天险为界，隔江对峙了一年之久。这样，原已初步修复的滇缅公路又遭多处破坏。(www.xing528.com)

惠通桥炸断阻止日军过江入侵是好事，但很多华侨、特别是缅甸华侨隔江被阻无法逃身，惨遭日军杀害者甚多。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后勤部长俞飞鹏值班护路，他下令未经他的许可，筑路、护路人员一律不得擅离职守。而他自己在敌机猛烈轰炸、敌军逼近怒江之际，连皮鞋也顾不上穿，穿着拖鞋坐上小汽车匆匆逃跑了。我局驻惠通桥西段腊猛的第六工程段段长蔡世琛，21分段段长、帮工程师赵豫立，助理工程师伍俊威以及驻惠通桥西段的副总工程师陈孚华均被日军搜索部队抓捕，押到江边开枪射杀。这几位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为了抗日，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

当时被押送江边枪杀的人很多。蔡世琛幸未中弹，跳入江边死人堆里躲到深夜，日军收兵后他摸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出虎口，讨饭归队。陈孚华为人机警趁日军对人群开枪扫射时，迅速跳入怒江洪流，他善于游泳，在枪林弹雨下随江洪冲到下游对岸，然后从浅滩处爬上来，辗转到达重庆交通部报到。后来我听说他被派去负责兴修康藏公路。而赵豫立、伍俊威二位烈士惨遭日军枪杀身亡。1981年，我和李希泌同志（李是云南腾冲李根源的公子）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向中央民政部写申请，要求给赵、伍二烈士家属以烈属待遇。李希泌委员还向他的家乡出版的《云南省志》写信要求将赵、伍二烈士的名字列入省志。赵豫立、伍俊威都是广东中山大学土木系毕业生，爱国知识分子，为抗日救国英勇牺牲，对于他们惨遭不幸我至今悲恸不已。

这时战事处于对峙状态，我方与美方积极准备反攻。我们一面就地整顿队伍待命，一面培训筑路人才。我局组成工程总队，我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兼副总队长代行总队长职务。任务是培训筑路机械施工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供反攻时抢修公路之需。美军派出工兵中校陶荪为总队顾问工程师，另有白贵温中校、吉尔中校和一批少校与尉官，都是机械师。我们在云南下关建立了帐棚式兵营和库房作临时住所，开始培训工作。当时曾利用路局原有少数筑路机械在洱河公路上搞改善公路的操作训练，培训对象是原有的路段技术人员，配备了一部分工人和测量仪器，作了几公里路段的改线测量、打桩、放线，将欠佳的公路地段裁弯取直，改善陡坡，加大半径，尽量学习使用筑路机械如推土机、平地机、铲运机、挖掘机、开山机和手风钻等，做施工培训，超过50—100米运距的则调来装载机，配合自卸汽车由美方工兵军曹做示范，中国筑路人员向美军学习操作。这次培训工作经历了一年，洱河边的一段公路却在实习中被改建得很不错，路面可行驶50至100公里时速的车。这一时期训练出来的技术人员如张修平、李德滋、孙春初等同志后来都成为高级工程师，担任领导工作。张修平经我推荐于1943年底被公路局选拔去美国学习筑路机械化施工。

1943年初，美军工兵上校柯乐斯、中校陶荪随国民党军委后勤部副部长陈劲节中将到滇缅公路视察，我陪同从昆明一直查看到云南怒江边惠通桥。对岸日军在山顶筑有松山堡垒中心，我们隔江视察时，位置正在敌人炮火范围之内，不便久留，乃匆匆返回昆明，着手写出沿途情况报告及编制修复路桥的计划和概算等方面材料。

1944年初，全面反攻日军的工作已经开始，中美双方签订了怒江战役协议，中国远征军20万人渡过怒江，松山大战开始。历时120天全歼日军。为使筑路工作先行，便利军运，美方原来与我方合作修路的工兵团BRE加强了实力并调整了阵容，派出薛德乐上校（Coloul R.P.Seedlock）接替陶荪中校为负责长官。薛德乐选择了保山安营扎寨，双方联合开始抢修滇缅公路上再次被破坏的路段。我与美方经常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有一次讨论会上，薛德乐问：“从昆明至怒江边惠通桥750公里公路，若全部改为双车道需开挖多少立方米土石方，并需要多少工料？”当时薛的助手贝克中校准备发言，他在美国公路上工作多年，而我作为中方的筑路副总工程师，当然也必需提出具体数字。我估算了一下已心中有底，于是我示意贝克把他的估算数字写在手心里，我也写在手心里，再同时伸手摊在薛德乐面前，看谁估的数字比较准确。薛上校分别看后，当面对我说了一句：“You are my chief Engineer！”（你是我的总工程师）我问：“为什么？”他说：“您二位一个是美军中校，多年在公路上施工；一个是中国的公路工程师。你们的估算数字相差不到2%。我相信我的助手贝克中校，更相信你这个留学美国又在中国公路上工作多年的博士。今后要在中国公路上和你们共同合作，我更相信你的估算，所以说你是我们总工兵团的总工程师！”事后我曾想：这好比《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前周瑜与诸葛亮谈论用什么方法对付曹操时，周、诸葛二人不约而同地各在手心中写了个“火”字，然后互相摊开给对方看，会心地互相哈哈大笑一样。通过这次我与美军工兵实力派军官的“较量”，使他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能力有了进一步认识，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比较钦佩，从而不敢轻视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为了抗日中国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贝克提出的数字是他们经过长期勘察估算而得的；我的估算数字是几年来足迹走遍了这条公路，细心勘察之后估算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