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认真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粉碎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二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优势；三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认真整顿干部队伍，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四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搞好“四清”。
蒲圻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关于“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精神，对蒲圻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进行集训教育。1963年4月15日至26日，县委采取学习河南、武昌经验，对县、区、公社、大队干部1510人进行集训，其中，大队干部1250人，公社干部180人，区级干部48人，县直机关干部32人。采取揭“盖子”；放“包袱”；处理“包袱”，划清界限；讨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进行集训。通过揭阶级斗争“盖子”，全县揭出“四类分子”5934人，有破坏活动的有3070人，占51%，其中，有严重破坏活动的有712人。主要是破坏集体经济，反攻倒算，搞反革命集团和造谣破坏等。为了抓好公社以下党员干部集训教育，县委组织8名县委委员、3名副部长和12名科局长，分别到各区、公社帮助开展集训。集训8573人中公社干部338人，大队干部2089人，生产队干部3380人，三种人（贫农、雇农、下中农）代表2766人。其中党员2163人，团员1125人。通过集训揭露全县“四类分子”5888人，有破坏活动的有3762人，其中有严重破坏活动的有851人。党员干部在放“包袱”环节中，发现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挪用，盗窃，借地不还，占地不交，破坏山林和思想严重退坡的人。县委针对现实情况，采取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处理。对“四类分子”，主要是从政治上打击敌人；对严重危害国家集体经济、盗窃公共财物、投机倒把、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生产的，按政策进行处理；对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集团，由政法部门专案处理。对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按照团结95%以上干部。对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侵占土地、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按政策重在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经济上退赔，“洗手洗澡”。
1963年5月底，县委在全县6个区，54个大队，496个生产队进行试点。县直机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干部105人。按照县委布置，一是开好四个会（支部党员会、干部会、三种人会和社员会）；二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好阶级队伍；三是开展对敌斗争，揭发敌人的破坏活动；四是整顿组织，健全制度，开展“五好”活动，组织生产高潮。县委通过试点工作分析认为，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根本问题是解决贫下中农管理权问题。试点阶段，县委工作队自始至终贯彻思想发动，注意树立领导核心，培养积极分子阶层，注意组织整顿和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运动的负面消极影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班子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上，抓生产生活和国民经济调整。同时在县直52家单位开展“五反”运动，清查处理了一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通过边整边改，使干部中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www.xing528.com)
1965年10月，全县组织1229名社教工作队员驻全县6个区、37个公社、350个大队、2661个生产队开展初步“四清”。主要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农村进行全面“四清”。至1966年1月，全县揭发贪污、盗窃、私分等经济问题金额101.5万元，落实58.7万元，退赔28.9万元，揭露隐瞒盗窃、私分等粮食问题45.5万斤，落实22万斤，退赔6.1万斤。
1966年2月，蒲圻列为咸宁地区开展系统“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重点县，由省、地及通城、崇阳、嘉鱼、阳新和蒲圻5个县干部组成的社教工作队4598人，进驻全县生产队以上单位，进行系统“四清”。10月下旬，“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兴起，系统“四清”运动结束。在城镇开展的“五反”和农村“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80人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其中党纪处分20人（开除党籍12人，留党察看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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