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流离失所、劫后余生的蒲圻人民,准备着手重建家园,人们对新的生活充满着希望。但是,蒲圻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忠实走狗,忠实执行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残酷地迫害掠夺人民,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蒲圻县国民党当局公开包庇汉奸,假借“接收”名义,大肆侵吞日伪遗留下的大量物资,中饱私囊,并用贪污得来的资财,在城关开设“元太永”大杂货号。在经济上,不是积极想办法发展生产,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而是扬汤止沸,在市场上禁止使用银圆,并大量发行“法币”,强行收兑银圆。1945年官方所定的法币与银圆的比价是1∶180至1∶400。可是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已达600万亿元,在社会上威信已丧失殆尽。人民交出了银圆,所换回来的只不过是一堆废纸,蒲圻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乘机大发“劫收”财、“兑换”财。他们勾结奸商、投机倒把,造成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民怨沸腾,民生凋敝。据档案资料统计:民国三十七年(1948)2月至8月,24种物价总指数与1937年1月至6月同类物价总指数比较,上升18.3万倍,以1948年8月与同年2月的24种物价总指数相比,衣着类上升29.7倍,燃料类上升31倍,食品类上升30.12倍,副食杂货类上升41倍。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并在全国各地大肆抓丁征兵。内战开始时,每次只向各乡要三五名壮丁,随着战事节节失利,摊派各乡壮丁也越来越多,到解放战争后期,一次竟要各个乡出四五十名之多。各地乡保长就顾不得“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老办法,只好乱“抽”、乱“抓”,见到独子也抓,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不放过,还要抓“飞丁”。有时抓不到男的,就把壮丁的家属抓去当人质,逼迫妻子交出丈夫、父亲交出儿子,闹得农村鸡飞狗跳,日夜不得安宁。
抓壮丁的内幕十分黑暗,虽然各地“团管区”早已将应征壮丁的人数和名单下达各乡、保,但是,其中豪绅子弟不敢抽,与乡、保长沾亲带故的不能抽,殷实人家给乡、保长塞了红包的也可暂时免抽,剩下的只有贫苦百姓的子弟遭殃。这样往往还凑不够人数,乡保长便大量乱抓在本地做临时工的人(即流动人口)顶替,叫作抓“飞丁”。还有买(卖)壮丁,有钱的人家不愿送子弟去当兵,就送给乡、保长一笔钱,由乡、保长出面雇人顶替。当时壮丁的价格是60至300大洋不等,乡、保长得大头,贩卖壮丁的人只能得小头。凡是抓去的壮丁,在未送交团管区之前,一律由各乡用绳捆索绑押送,关在城关一些祠堂里,有的捆住手脚,有的被打得哭爹叫娘,受的牛马罪,吃的猪狗食,绝大部分壮丁一去便杳无音信。(www.xing528.com)
群众对国民党抽丁扰民一事,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不少适龄壮丁,不愿替国民党当炮灰,纷纷逃亡;有的为了逃避应征,竟自残手脚;有的逃进深山当土匪。
“调粮”、派捐也是群众的一项沉重负担。乡公所每月向各保收取“月米”“月捐”,每户每月要交月米三五升不等,此外还要随时向百姓摊派应变费、枪支费等。国民党蒲圻县民众自卫总队在西良湖乡摊派枪支款1万大洋,逼得群众苦不堪言。国民党省政府有时还直接派人到蒲圻县“调粮”,这些人来后,趾高气扬,无恶不作。他们除了“调粮”,还聚赌抽头,随便闯入民宅调戏妇女,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永无止境的抓丁派夫,多如牛毛的征粮派捐,一日三变的物价飞涨,就像3条毒蛇紧紧缠住蒲圻人民,弄得市面冷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之中。素称“鄂南壮邑”的蒲圻县,在乾隆盛世时,总户数为30553户,人口183485人,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三年多,蒲圻县的人口只有136211人,全县一片萧条凄落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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