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并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此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4月下旬至5月上旬,北伐军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遭到奉军的顽强反扑,一度形成僵持不下的苦战状态。蒋介石趁武汉军队主力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会攻武汉。5月4日,四川军阀杨森率川军4.5万人,以“奉命出兵,讨伐武汉”为名,由川鄂边境大举进攻鄂西,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夏斗寅部于15日在嘉鱼登陆,同日窜到蒲圻,捣毁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等机关,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毫无思想准备的蒲圻人民在叛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蒲圻人民自卫团被叛军缴械,各种革命组织一时间被冲散,革命同志纷纷隐蔽到乡下。反革命分子刘月如、贺天赐、唐绪丰等勾结叛军,组织伪县政府,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蒲圻县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叛军占据蒲圻的半个月时间里,被抢劫的财物、烧毁的房屋、杀害的革命群众无法统计。城厢老居民反映,本来十分繁华的蒲圻城被弄成一片破败凄凉景象,鬼哭狼嚎,阴森恐怖。
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蒲圻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叛军抓住群众,追问革命领导人的下落,大家宁可自己皮肉受苦,也没有向叛军吐露只言片语;他们坚决执行坚壁清野政策,不给叛军供菜、供粮和提供情报,弄得叛军就像聋子、瞎子一样寸步难行;转移到乡下的各种革命组织,领导群众在四周对县城进行严密的封锁、包围,使得在夏斗寅叛军卵巢下建立起来的“县政府”的政令,出不了城厢。
叛军占领蒲圻,致使革命队伍中投机钻营者丧失立场,动摇革命信念,走向反革命道路。中共羊楼洞区党部赤卫队队长徐青云,趁叛军袭扰蒲圻之机,煽动队员暴乱,围攻区党部。县委派妇女部长钱素珍前往做工作,相机处理。钱素珍找到羊楼洞区党部书记游代仲、委员饶森阶等人商量对策。徐云清则提出发给全体自卫队员衣服和毛毯、补发3个月军饷、允许队员自由行动三条无理要求,并限24小时答复,否则,围攻区党部。钱素珍指示区委与徐青云周旋,自己回县城请示县委,争取援兵。
在钱素珍向县委汇报徐青云叛变情况的同时,徐青云带领着一部分赤卫队员开始搜山,捉拿钱素珍和游代仲等人,并在附近山村抢劫食物,调戏妇女,杀猪宰鸡,呼幺喝六,搞得乌烟瘴气。县委立即命令钱素珍带领工人纠察队武装和一部分农民赤卫队,开赴古塘,平息叛乱。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将其包围,几名顽固分子开枪抵抗,被平叛队伍当场打死,徐青云自知难以逃脱,只得举手投降,叛乱很快被平息。
5月19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警备司令叶挺,奉命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和由武汉军事分校、中央农讲所学员、工人纠察队组成的军队,反击夏斗寅,一举将叛军击溃,夏斗寅残兵向湖南逃窜。蒲圻县党部、县政府随同叶挺的平叛部队一起返回县城,解散了伪县政府,拘押了贺天赐、刘月如、唐绪丰等主要伪职人员,动员干部返回单位开展工作,一度瘫痪的各种组织又很快恢复了活动。
平息夏斗寅叛乱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调漆昌元为鄂南巡视员,沈国桢为湖北省党部农民部长,蒲圻党政机构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由熊映楚担任中共蒲圻县委书记,唐崇礼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王礼钦任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新任领导班子面临遭到严重破坏的摊子,采取了得力措施,进行整顿和恢复工作。
一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刘月如、贺天赐被捕后,其党羽纠集数百人欲将其救出。县委、县党部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王凤藻的支持下,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处决刘月如、贺天赐两犯,并组织数千名农协会员入城游行示威,驱散了蠢蠢欲动的反动派。接着又发布文告,通缉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迅速将依附夏斗寅、为非作歹的大土豪汪佣平等人捉拿归案,使局面迅速得以稳定。
二是积极恢复各种组织。平息叛乱后,县委及时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将县委机关的主要干部、省农协特派员和县农民协会的骨干惠帮彦、侯矩芳、刘艺吾、汪远清、鲍荣甫等派到各区乡去做恢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地的农民协会不仅迅速得到恢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全县区农民协会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10个,乡农民协会由原来的72个增加到75个,会员人数由原来5万人增加到5.5万人。6月16日,蒲圻县农民协会召开了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县农协执委、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部分区乡农协负责人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关于组织建设、发展自卫军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共9条:(一)所有农村中学,经县农协再次考察后,方为有效;(二)县中各协会之经济,应集中于县农协会;(三)确定谷价为40串;(四)有不听县农协会指挥之各协会,实行取消,并惩办其职员;(五)捉拿土豪劣绅,须经县农协审查后,方行捕捉;(六)各级农协与各机关发生纠纷时,应呈报县农协解决,不得自由行动;(七)添设妇女部;(八)各级农协扶助农村童子团之组织;(九)各级农协职员有怠工行为者,开除会籍。九条《决议案》通过并付诸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协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农民运动走向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恢复农民协会的同时,工、青、妇、童子团等群众团体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重建工人纠察队,工农革命运动又热火朝天。
为了庆祝平息夏斗寅叛乱的胜利,慰问劳苦功高的平叛部队,蒲圻县国民革命政府在城隍庙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留驻蒲圻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营全体官兵、县党部、县农协、县工会、县妇女协会、童子团、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共三万余人参加大会,共庆反击夏斗寅叛军斗争的胜利。庆祝大会由湖北省党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主持,教导营营长韩俊作军事政治报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盛赞教导营的功绩,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关于肃清夏(斗寅)杨(森)两逆,武装群众,严惩土豪劣绅的政策。教导营指导员代表全营官兵作答词,衷心地感谢蒲圻父老乡亲对平叛部队的爱护和支持,充分肯定了蒲圻人民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会后举行游艺大会,节目有双簧、京剧、杂技、新剧、化妆跳舞等,气氛十分活跃、热烈,把夏斗寅叛乱带来的阴霾一扫而空。
1927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后,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却首先告知汪精卫。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手持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宣读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持续了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终于失败。(www.xing528.com)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实行“清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邻近武汉的鄂南蒲圻所受反革命政变的冲击和破坏尤为惨重。各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扶植下,与原流窜于蒲圻的夏斗寅残余势力相互勾结,建立反动政府,纷纷组织“清乡会”“治安党”“民团”“铲共团”“常练队”等反动组织,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实行疯狂的屠杀。原被夏斗寅叛军捣毁而恢复的各级革命团体再次遭到摧残和破坏,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掌握革命领导权的统一战线分崩离析,国民党县党部、县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奉示愤然退出国民党,中共蒲圻组织相继解体,共产党员分散隐蔽而转入地下。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笼罩着蒲圻。这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派反共干将杨济时出任蒲圻县长,他配合驻蒲的国民党十三军十九师一一五团文心钰营长,大张旗鼓地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此时漆昌元的真实身份尚未被汪精卫的国民党当局识破,伪湖北省党部要他带着一个连的武装,视察鄂南“匪情”,以便相机行事。漆昌元根据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关于“及时疏散隐藏,进行转移撤退”的指示,利用反动当局暂时的错觉,抓紧巡视咸宁、蒲圻、嘉鱼、崇阳、通山等县。他所到之处,假借解释“中央训令”的名义,召集县党部和群众团体开会,以传达分共精神为掩护,暗中布置共产党撤退,使鄂南各地工农运动免遭了重大损失。
中共蒲圻县委根据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的布置和安排,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有计划地布置隐退。要求凡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迅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办事机构,转入地下活动;同时,将县委机关迁往中伙铺油铺汪家,县工会、县农协、县妇女协会也分别转到石坑渡、荆泉灯草屋、莲花塘石家等地坚持斗争。
为了防止蒲圻人民自卫团被反动当局控制和利用,漆昌元利用自己的影响将其移驻新店。原任团长龚培元调往武汉工作后,由刘步一接替其职务。漆昌元多次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刘步一表示愿意听从差遣,服务革命。县委为了加强对人民自卫队的改造和控制,派遣三位共产党员到自卫团任分队长等职,暂时稳定这支地方武装。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得力措施,所以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蒲圻的革命力量得以从容转移,未伤元气,为日后中共湖北省委组织秋收暴动蓄积了力量,打下了基地。
与此同时,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伺机卷土重来。他们磨刀霍霍,蠢蠢欲动,积极策划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以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针对这种情况,县委书记熊映楚动员全体党员干部下乡下村,在农村发动革命力量,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巩固农村阵地,从四面八方围困县城的敌人,准备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
按照县委的布置,大批党的领导骨干下到农村,同农民一起并肩战斗。侯矩芳重回枫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扩大农民武装,深入持久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上。他同枫桥农会骨干汪子霞等人商量决定,在枫桥田家祠堂集中十几部红炉和一些木匠,日夜赶制大刀、长矛,同时抓紧对农民赤卫军的军事训练,积极做好反“清乡”的准备。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从武汉返回蒲圻的沈国桢来到斋公岭一区,会同望山农会主席吴逢甲、金潭乡农会主席张受喜等人,在莲花塘沈家开会,分析形势,研究斗争计划。他们研究决定将各乡农军统一组织起来,分成5个组,对全区的不法土劣采取一次集中打击行动。几天后,各组农军将捕捉的土劣和坏分子相继押到白墅桥集中,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并将罪大恶极的张国淦就地处决,从而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震慑了敌人。
南勤农军无论是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政治素质方面,在全县各乡的农民武装中,是最强的一支。自从油铺汪家成为全县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后,南勤农军除了清查坏人、维持地方秩序、打击土豪劣绅外,还负担起警卫县委机关安全的重任。油铺岭坐落在县城东北方向,是一块群山环抱的小平原,离县城不过六七里,粤汉铁路从此地经过,敌人眨眼可至。为此,汪远本、汪小春指挥着南勤农军,日夜严阵以待,他们从十里坪到大路王家沿途设卡,日夜巡逻。农民的檀木炮队、大刀队、快枪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驻守在各自的阵地上,随时准备打击入侵之敌。正因为南勤农军准备充分,布防严密,所以虽然县城近在咫尺,敌军却不敢轻易前来骚扰。
蒲圻县委在领导公开斗争的同时,开辟地下战线,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隐蔽斗争。他们在敌人重兵驻守的县城建立地下联络点,搜集情报,散发传单,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派人打入驻军一一五团内部活动,发展组织,对敌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样,县委对敌人的活动一清二楚,而敌人却像瞎子、聋子一样,被四乡的农军围困在孤城中,不敢轻易跨出城门半步。
从1924年到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作为大革命中心区域之一的鄂南蒲圻,在中共蒲圻组织直接领导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力推动下,蒲圻的大革命运动对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在支援北伐、驱逐军阀、反对封建、破除迷信、冲击宗法、荡涤恶习、惩办土劣、平定夏逆、开展罢工、抗捐抗税和反对帝国主义等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疾风暴雨的大革命斗争,锻炼和武装了蒲圻广大干部群众,民众革命意识日益觉醒和增强,其中不少优秀分子成为蒲圻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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