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市革命老区工农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蒲圻的共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组织也空前发展起来。1926年蒲圻建立县级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共产党员中工人、农民、商民的比例有很大提高，战斗力增强。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农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

1926年3月，国民党省党部农协特派员刘子谷到蒲圻，在中共蒲圻特别支部书记沈国桢的支持和配合下，深入全县各地发动群众。经过2个月的艰苦发动工作，全县共建立十多个农民协会。5月的一天晚上，刘子谷、漆昌元、沈国桢等在城西莼塘秘密召开蒲圻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全县各地六十多名农协代表出席会议，选举产生了蒲圻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和执行委员。紧接着，县农协常委和执行委员回到各地举办农民识字班，宣传妇女放脚，调解民事纠纷，同乡村中的豪绅地主做斗争，同时又吸收一批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在北伐军进军蒲圻之前，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二万多人。

蒲圻县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时，也加强了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领导。1925年4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恢复后，曾领导工人开展了几次小规模的罢工斗争。但由于反动军阀当局的严厉禁止和压迫，以及国民党右派、工贼的破坏，湖北工人运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失去了组织和群众基础。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精神，湖北共产党组织加强工厂小组、工厂委员会、工会小组等工人基本组织的建设。1926年7月，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蒲圻县在城关、新店等镇建立了第一批车站、码头、店员、缝纫、泥木、理发、轿马夫等工会小组，配合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蒲圻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兴起，为迎接北伐军进军蒲圻，促成工农革命运动的鼎盛局面创造了条件。北伐军克复蒲圻后，农民协会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得到迅猛的发展。全县先后建立9个区农民协会，72个乡农协，会员增加至五万余人。嘉鱼县农民协会在董家岭乡和八蛇畈乡建立农民协会（后划属蒲圻县），董随卿、吕炳生分任农协会主席。

1927年3月4日，蒲圻县农民协会在城关延寿宫召开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各区乡农民代表一千余人参加了会议。各界人士到会热烈的祝贺。刘子谷、漆昌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建设新社会。这次大会会期4天，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民协会决议案，选举沈国桢、刘艺吾、左嘉德、王礼钦、张福谦、龚廷焕、鲍仪、葛美玉、钱炳安九人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由沈国桢任委员长。选举陈月轩、黄启炳、龚廷焕、吴逢甲、汪远清、龚吉甫、但慈姑（女）、沈菊英（女）八人为出席省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推荐郭燮龙等6名农协会员参加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农协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推动了农民运动的空前发展。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一旦觉醒起来，革命的热情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横扫一切污泥浊水，其势锐不可当。他们组织农民赤卫队，手执扁担、锄头，向反动派发起猛烈冲杀，闹得天翻地覆。

在各地农民协会的率领下，全县农民首先是在经济上对地主豪绅进行清算斗争，凡是侵吞族产、庙宇公产、土地款、修桥款的，一点一滴都要吐还给群众。对抗拒清算、逃亡在外的则将其财产全部没收。夏龙铺农民协会还责成豪绅地主交出全部账本契约，当众全部烧毁，并提出“耕者有其田，谁种谁收”的口号，要求把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第二是严厉地实行诸禁：即禁止蓄婢纳妾，收童养媳；禁止赌博吃鸦片，雷厉风行地收缴赌具烟枪；禁止加租加息，坚决进行减租减息；禁止囤积居奇，取缔粮食投机；取缔巫婆马脚，不准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对胆敢违反农会禁令，造谣生事，诋毁农会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走狗，便根据他们罪恶大小或勒令他们写悔过书，或罚款，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第三，在政治上严厉打击地主豪绅。各地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吐苦水、挖苦根，召开斗争大会，控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罪行，押着他们游乡示众，对敢于反抗者坚决镇压，绝不宽容。对平时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者，则实行逮捕关押甚至枪毙。

1927年3月，蒲圻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后，各地将土豪劣绅押送到县城审判，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3人。绰号“通城虎”的陈玉卿是蒲圻县城最大的土豪劣绅。他勾结政客张国淦，鱼肉乡民、强奸妇女、霸占人妻、打家劫舍，成为莼川一霸，人称“通城虎”。1927年年初，第一区农协会组织近千名农民，涌入县城，将陈玉卿捉拿归案。县政府、县农协“三四日之内，收到控告案百余起”。3月16日，亲乐、南勤、白石、黄龙四乡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余人，扛土枪、铁锄到县政府、县农协游行请愿，要求处决“通城虎”。县政府和县农协坚决给农民撑腰，立即对陈玉卿进行公开审判，判决执行枪毙，四乡农民无不拍手称快。新店头号大恶霸但春林，人称“胡须大王”。他顽固与农协为敌，指使打手关押农协会员邱烈青、但功所，对其进行残酷拷打，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愤怒的农民手执扁担、铁锹、锄头、耙梳，包围但春林的住宅，捉拿但春林问罪。狡猾的但春林在几名打手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脱。群众冲进但宅捣毁其家，并组织农民赤卫队四处缉拿。两个月后，但春林在金紫山被捉，就地被处决。通过对罪大恶极土豪劣绅的镇压，其他土劣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农民铁拳的严厉打击下，许多大土豪劣绅畏罪潜逃。如中伙铺的土豪“黑荞粑”汪佣平、枫桥乡的反动团总邵柏棠、茶庵温泉彭马湾彭树阶等。而中小土豪劣绅不得不向当地农民协会缴械投降，俯首称臣。地主豪绅的权势既倒，农会便执掌农村的权力，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蒲圻农协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土豪劣绅后，立即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根据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提出的“土豪劣绅的政权被推翻了，又没有一个新的政权起来代替，于是农村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样下去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宣传，实行各村自治，建立各村自治政府”。让“农民自己管自己的事”的重要决议，蒲圻县农民协会总结了前一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领导全县农民加强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采取有力的措施巩固农村自治政府，努力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共做了4件大事。

一是巩固农民和乡村中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及中小地主联合战线。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小学教师是农民可靠的同盟军，他们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又有文化，农村中许多事情少不了他们。因此各地农协在革命过程中，坚决团结和依靠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农民协会中担任秘书、财粮委员等。对于中小地主，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概打倒，只要他们遵守农民协会的决议，主动减租减息，农会便团结他们。表现好的还可以加入农会，不入另册。这样进一步孤立了大土豪、大劣绅、大地主，使农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拥护，使农民自治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是建立各种合作社，改良农村经济。土豪劣绅对抗农民协会的手段，除了雇用流氓地痞、恶棍打手进行捣乱破坏外，还大搞经济封锁。农民的耕牛、农具、种子、资金都比较缺乏，组织生产困难很多。各地农协针对这种情况，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实行互助经济。如耕牛、劳力互相调剂，农具互通有无，种子、资金余缺互济，强劳力户帮助弱劳力户等，从而粉碎了土豪劣绅的经济封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www.xing528.com)

三是致力于建设公益事业，保护农民的利益。豪绅地主总是借兴办公益事业之名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年年派捐派款，但总不见成效。农民协会接管乡村事务后，积极组织农民修路、修桥、加固堤防、兴修水利设施，几个月时间完成的土石方任务，是过去十年八载也难得办到的。全县75个乡级农民协会，几乎每个乡农会都办了三五件造福桑梓、群众满意的实事。

四是兴办学校，提高乡村文化。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人民，总是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文化垄断，在精神上对广大农民进行肆无忌惮的压迫。而农民要真正获得翻身解放，还必须做文化的主人。因此，各地农民协会都十分重视办新学，组织农民学文化。当时兴办学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民夜校，由基层农协物色思想上拥护革命的乡村知识分子担任夜校教师，组织农协会员学文化，每个农民协会办起三五所不等。这些学校既是农民学习文化的场所，又是农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一种是由县农协筹办的普通全日制小学，免费为贫苦农民子弟提供入学的机会。王礼钦任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期间，拨款1.2万元，兴办了4所完全小学、6所初级小学、若干个工人补习班和妇女识字班，全县1.5万名学龄儿童，有40%进入了各级各类学校就读。

与此同时，全县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作为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会，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此后在其他国家相继建立，并大多争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社会现象。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过程中，工会首先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产生并发展。19世纪20年代，蒲圻基本上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县，工业比较薄弱，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薄弱。因此，工人运动的声势没有农民协会的声势浩大。蒲圻的工人运动是在北伐军进抵蒲圻县城后才开展起来的。1926年10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左嘉德（共产党员）到蒲圻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县城组织起了各业店员工会，有会员183人。12月，县总工会筹备处成立，由中共蒲圻部委员会工人部长卢祯祥兼任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26日，在关岳庙召开店员工会成立大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会后还举行了列队游行。

店员（包括学徒）是当时人数众多的一支工人阶级队伍，他们工作繁重，收入低微，生活艰苦。当时，要当一名店员，先得当3年学徒，除学业务外，还得替店东烧火做饭，浆洗衣裳，照料小孩，实际上是替老板当3年长工，而且没有工资。出师后还得替老板白干一二年，名曰谢师。这以后，虽然有工资，但也少得可怜，可是他们付出的劳动却是超负荷的。店员每天清早打开店门，直到晚上熄灯打烊，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的柜台，累得腰酸背痛，四肢无力。因此，他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呼声很高。左嘉德因势利导，于1927年1月1日组织全县全体店员关门停业，举行罢工。向店东提出工资增加一倍，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双方僵持3天，店东被迫同意店员工会提出的要求。

店员工会罢工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各行各业工人的革命热情。在店员工会的带动下，全县先后成立了码头工人、泥木工人、缝衣工人、理发工人、厨业工人、轿马夫工人等各个行业工会，并很快由县城波及农村。不久，汀泗桥、官塘驿、石坑渡、茶庵岭、新店、神山等集镇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蒲圻火车站、羊楼洞砖茶厂、荆泉、内贵、外贵乡造纸厂等企业的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在蒲圻与嘉鱼两县交界的董家岭煤矿（原属嘉鱼县），有产业工人一千多人，1927年1月，湖北省总工会特派员刘炳隆会同嘉鱼县总工会组织部部长雷韵哉到煤矿进行宣传发动，筹备建立工会组织。7月，“成立了名为嘉蒲煤矿工会，选出执委十一人”。

随着各地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1927年3月15日，蒲圻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各地工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县总工会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卢祯祥向大会做报告，号召全体工人为了不受压迫和剥削，要团结起来，与农民兄弟携手奋进，用斧头、镰刀开辟一个新世界。中共蒲圻县党部书记、国民党蒲圻县党部常委漆昌元，中共蒲圻县常务委员、蒲圻国民党革命政府县长袁国绅也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举卢祯祥、叶佩华、马本仁、吴至福、彭明德、倪传亮、任先纯、石明卿、周九皋、刘美章、贺銮玻十一人为蒲圻县总工会执行委员，由卢祯祥担任委员长，叶佩华为副委员长。总工会内设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吴至福；下辖县直属7个行业工会（城关店员、城关轿夫、城关码头、城关泥木、城关理发、城关厨业、城关工艺）和5个镇工会（车埠镇、新店镇、神山街、羊楼洞镇、汀泗桥镇），会员六千三百多人，机关设在县城关岳庙。先后隶属湖北省总工会、中共蒲圻部委（县委）。

县总工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工人团结在工会的旗帜下，向豪绅地主、封建把头、不法商户、反动厂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总工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则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27年2月，外号“王老虎”的汀泗桥大土豪王秉钧，纠集一部分流氓地痞，捣毁汀泗桥农会和工会，毒打工友、农友，肆意进行破坏和捣乱。农协和工会组织农友和工友，奋起斗争，把王秉钧纠集的流氓打手打得四处逃窜。王秉钧不甘心失败，指示党羽李念文、吴玉棠利用宗族房头，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千余人，冒称汀泗桥农民协会会员和码头工会会员，涌到蒲圻县城，围攻县党部请愿，闹得满城风雨。县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第一区15个乡的农民赤卫队联合行动，进城平息骚乱。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他们同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一道，同王秉钧雇用的流氓打手进行了英勇斗争，把他们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事后，县总工会还叩请省党部并政务院，强烈要求严惩肇事元凶，王秉钧畏罪潜逃。李念文、吴玉棠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4月，羊楼洞茶业工会负责人贺致卿、饶楚祥、郑平香等人被厂主收买，破坏茶业工人的罢工斗争，激起工会会员们的强烈不满。总工会得到消息后，派马本仁前往调查处理。马本仁了解情况后，决定改组羊楼洞茶业工会。贺致卿、饶楚祥则组织流氓地痞冲击会场，高呼“打倒马本仁，打倒总工会”的反动口号，驱赶马本仁。这伙工贼还纠集一百多人，准备涌到县城冲击县党部。县总工会立即派工人纠察队开赴羊楼洞，很快平息了叛乱。贺致卿、饶楚祥两人被工人纠察队捉拿归案，经过县政府特别法庭审判后，于5月底被押往羊楼洞枪决。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队伍更加纯洁，工人运动也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