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需要不断地适应、利用、改造和保护水环境。水利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人类的文明之舟自古依水而行。人类对水的依赖,就像婴儿之于乳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几千年来,先民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兴建了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丰富的水利资源滋养了中国农业。水利在中国有着重要地位和悠久历史。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
先秦时期,与当时的井田制农业相适应,布置在井田上的小型灌排渠道——沟洫,是这一时期农田水利的代表形式。而东周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开始使用和推广,水利工程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如楚国在公元前613—前591年间在今安徽省寿县建成了芍陂,并于公元前548年将发展农田水利列入国家的法典,公元前563年郑国也兴建了新的灌排系统。
战国至西汉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兴起,大型渠系工程取代了农田沟洫,水利工程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从东汉到南北朝,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诸流域农田水利建设均有发展,其中,尤以淮河流域的陂塘建设成就最为突出。
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唐宋时期社会安定,经过六朝的经营,江南水利迅速发展。同时,北方的农田放淤和水利管理也有重大进步。元明清三朝,地方自办的农田水利建设兴修普遍,而著称的大型工程较少,成就突出的是江南地区水利。继太湖圩田之后,两湖垸田和珠江三角洲堤围迅速兴起,边远地区农田水利和东南地区海塘建设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专著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但从整体而论,自16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已趋缓慢。(www.xing528.com)
18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水文学、水力学、应用力学等基础学科的长足进步,各种新型建筑材料、设备、技术,如水泥、钢材、动力机械、电气设备和爆破技术等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而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的迅速发展,也对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末,人们开始建造水电站和大型水库以及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水利建设向着大规模、高速度和多目标开发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工程。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我国建设与加固了总长达41.4万千米的抗洪堤坝,修建了9.8万座水库和42.4万座泵站。[3]1998年大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做出了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重大决策。国务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的32字政策措施。此后,大江大河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水患灾害。对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减灾工程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如黄河下游防洪大堤、长江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防洪与分洪工程、淮河流域综合防洪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和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等。据统计,因洪灾死亡人口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8571人降为2010年之后的年均999人,2015年仅为319人。因洪灾倒塌房屋从20世纪50年代的年均240万间降为2010年之后的年均75万间。1950—2016年,“共实现防洪减灾效益4.6万亿元,减淹耕地1.8亿公顷,减免粮食损失7.6亿吨”[4]。中国的防洪减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在投入上,1998年以后,中央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截至中央水利基建投资总额达1786亿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资的2.36倍。同时期,国家共发行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水利建设的有1258亿元,约占五分之一。地方各级政府对水利的投入也相应增加。在建设上,以大江大河堤防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等取得历史性突破。在改革上,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水价、水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等稳步推进。在管理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水利规划,形成新时期水利发展的基本格局;加强了规范化管理,确保了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在法制建设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通过、颁布实施为标志,依法治水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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