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与影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先民们在对抗气象灾害的时候，逐渐认识到危难时刻同舟共济、互相支持的重要性。在2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社会救助和慈善组织。而在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救济穷困从一开始就是佛教的重要教义，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相当发达，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寺院财产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是社会人士的捐施。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汉唐佛教寺院的财产一直非常丰盈，寺院慈善事业长盛不衰，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慈善事业等方面。宋代以前的民间慈善事业大多由寺院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直到新儒学兴起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个人慈善活动零星出现，逐渐普及。

封建王朝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和孤独园。唐代，随着武宗下诏灭佛，废弃天下佛寺，济贫工作始由宗教团体转到政府手上。

两宋承袭唐旧制，并扩大了官办慈善机构的规模，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史书评论说：“宋的政治，以仁厚为本，赈济贫困灾民的力度，远远超过前代。”宋代的养老慈幼事业最为突出。其专门设施有居养安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包、举子田等，规模宏大，计划周密，设施详尽，不仅远超前代，以后的元明清诸朝都远远不及。

以专门收养鳏寡孤独和老弱废疾的苏州居养院为例，该院建有房屋65间，所救助的人员按照类别各自居住，鳏寡孤独和老弱废疾都得到收养。苏州居养院拥有田产1660亩，招募农夫耕种，每年可收获大米700多石。还设立了僧坊，为所救助人员看病，提供医药，死后赠给棺椟，入集体墓地下葬。老百姓无不称颂赞扬。

另外，蔡京为宰相时，曾在全国普遍设立“安济坊”，以救治贫病老人，它取意于苏轼早年在杭州以私人捐款设置的义诊“安乐坊”。宋代在医疗方面还设有惠民药局以提供义诊处方，此处方后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了埋葬贫病路倒无依者，宋代又有漏泽园之设。这样，从养老到慈幼，从医疗到送终，朝廷主办的慈善机构已是完备至极。(www.xing528.com)

元朝最重要的发展在医疗方面。医疗救济被提升为官医提举司与广济提举司。前者是医师，后者管医疗救济。另外，在各地普设“医学”为医疗主管，惠民药局继续提供医疗救济工作。

在明清之前，以捐谷赈灾、修路建桥为主要内容的个人慈善活动早已存在。即使是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也不乏见。如经常为人所提及的范仲淹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但这些慈善活动很难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慈善事业。明末清初，在江南的武进、无锡、嘉善、太仓、昆山等地先后出现了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或善堂等民间慈善团体。它既不同于宋朝以前国家干预的慈善事业，也有异于此前出现的民间慈善活动，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宗教性的、非宗族性的、持续性的、志愿性的慈善救济事业，是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

同善会是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以嘉善同善会为例，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一般是每年四次。聚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劝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风俗”。同善会的救济对象，首先是生活无着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未被养济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讨为生的贫老病者。这些人先要经会员推荐，再由同善会调查核实，才有资格领取善款。在同善会集会讲演结束后，有时也对听讲的贫民给予少量的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