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各种气象灾害连绵不断，常常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动摇统治秩序。为了防止洪涝旱灾引发的饥荒和难民潮，历代封建王朝设立了常平仓、社仓、义仓、广惠仓、惠民仓之类的粮仓以备赈济。所谓赈济，是指用粮食、钱款、衣物和房屋等物资救济灾民，也包括以工代赈。赈济是古代荒政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救灾方式，在维持民生、减少灾害损失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食赈济是赈济灾民最重要的方式，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历代有之。据宋人徐天麟《西汉会要·食货六》统计，西汉王朝共开仓赈济灾民37次。如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地区发生大水灾，百姓饥困。汉武帝遣使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赈济，救活了大量灾民。再如隋文帝开皇年间，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又发故城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令往关东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2]。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九月，“舒州太湖、宿松、望江大水灾，溺民户六百八十，诏本道以义仓斛斗赈贷。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诏本道节度观察使出官米赈给。”[3]
历代关于粮食赈济的标准各有不同，清代相关制度最为完善。地方凡遇水旱，不论成灾分数，不分极次贫民，都要赈济一个月，称为正赈、急赈或普赈。“被灾六分，极贫救济一个月。七分灾者，赈济两个月，次贫，赈济一个月。被灾八分者，与七分同。被灾九分者，极贫赈济三个月，次贫两个月。被灾十分者，极贫赈济四个月，次贫赈济三个月。租种官地佃户，如果成灾六、七分的，也会一同赈济。”[4]大赈完毕以后，灾民如果生计仍然比较艰难，或者次年青黄不接，生计窘困，可以临时奏请再加赈济一至三月不等。
货币赈济是指官府发放钱币，让灾民自己购买所需物品的赈济方式。如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二月丁巳，“出钱粟十万赈流民”。元代水旱疫疠赈贷之制中，有用钱币进行赈济的规定。如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七月，“以课银一百五十锭济甘州贫民”。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帛千匹、钞三百锭，赈水达达地贫民”。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以饥赈安州高阳等县粮五千石，漷州谷一万石，奉符等处钞二千锭，两浙、江东等处钞三万余锭、粮二十万余石。又劝率富户赈粜粮一百四十余万石，凡施米者，验其数之多寡，而授以院务等官。是年，又以钞一十四万七千余锭、盐引五千道、粮三十万石，赈绍兴、庆元、台州三路饥民。皇庆元年，宁国饥，赈粮两月。自延祐之后，腹里、江南饥民岁加赈恤，其所赈或以粮，或以盐引，或以钞。”[5]
春秋时期的贤大夫晏婴最早提出“以工代赈”，收效迅速，而政府花费又比较少。
史书记载，春秋时代齐景公时（前547—前490年），有一年连下了17天雨。齐国因此洪水成灾。而国君齐景公不但不组织救灾，还日夜饮酒作乐。大夫晏婴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请求景公开仓赈济灾民。齐景公珍惜自己的财物，不愿意拿出国库中的粮食和布匹发放给灾民，晏婴三次求见都托故不见。
于是，晏婴回到家中，把自己家里的存粮全部分配给无家可归的灾民，把家中的日用器具都放在田间小道上任灾民取用。
随后，晏婴徒步去拜见景公，他痛切地说：“老天已经下了十七天大雨。我们国中随便一个乡之中，就有几十户人家房倒屋塌；断炊断粮的百姓，一里之中，就有好多户。他们饥寒交迫，无处求告。您作为一国之主，此时却日夜饮酒，还要去搜寻歌女乐工。您养的马吃的是国库里的粮食；狗吃的是牛羊肉。这样下去，庶民百姓都不喜欢自己的国君。我作为您朝中的官员，过错太大了！”说完，便恭敬地向景公施礼，快步离宫回家。
齐景公听到晏婴一席话，受到很大的震撼，于是，跟到了晏婴家，见晏婴已经把家里的粮食、器具全送给了饥民，连忙下车，向晏婴谢罪说：“我有罪啊，因此先生抛弃了我。我没有俭朴的美德让您屈从，难道先生还不顾及国家百姓吗？希望先生以后能多帮助我，我愿意奉献出国库的粮食财物，赐舍给百姓。”(www.xing528.com)
晏婴还创制了以工代赈的办法。据《晏子春秋》记载说，齐景公之时有一年发生饥荒，晏婴请求国君发放粮食赈济灾民，景公不许。不久，齐景公要修筑寝宫，于是，晏婴命令官员们招募灾民作为工人，以粮食作为报酬，慢慢地修建宫殿。一直修了三年才建成。景公看到精美的宫殿很高兴，而许多灾民也借此度过了最苦难的时期，利国利民，一直被后世所师法。
1700多年之后，在福建出现了一种民间自营，防备灾歉的仓库，对后世影响很大。
1168年，朱熹隐居在福建崇安县开耀乡，正值建宁府一带发生了大饥荒。朱熹不忍见到百姓死亡流徙，于是到县府乞得粟米600石赈济难民。靠这些粮食，灾民们才勉强度过荒年。这年冬天，五谷丰收，百姓把粟米如数归还。朱熹想留下这些粮食给百姓，以防备饥歉又至，但他又怕粟米储藏太久必有腐烂，于是准许百姓每年借贷一次，按照当时的规矩收年息二分，如遇小饥年减免一半的利息，如果是大饥荒则利息全免，并仿照古代的办法设立社仓。
建宁知府沈度之听说这个消息，十分嘉许朱熹的举动，下令由官府拨给六万钱建立新的仓库作为社仓。由于官民齐心，从1171年五月动工，仅花了4个月时间，开耀乡就建成社仓3所。其后经历14年，不仅将原来借官府的600石粟米尽数归还，还剩余息米3100石，成就非凡。
社仓取得成功之后，很快就被推广开来。凡有愿意设立社仓的州县，一般以官府借贷出来的粟米作为谷本，责成乡镇实施赈贷，每石收取利二斗。由乡民们自行选举一名品行端正，大家都信任的人，会同县府所派官吏管理钱款出纳事项。息米数额超出谷本10倍以后，即将谷本归还官府，再用息米施行赈贷。这时候的利息还要削减，由原来每石收息米二斗大幅度减少为只收三升，作为耗米。地方富豪如有乐善好施、自愿献出粟米作为谷本者，官府加以鼓励。而各乡如有不愿设立社仓者，官府也不勉强。实际执行中，息米的数额一般是按照各地民情风俗而定。
1181年十一月，时任知府的朱熹奏请皇帝，在南宋各地普遍推行社仓的办法。十二月，先在婺源、越州、镇江、建昌和袁州等地进行了试点。嘉定年间，真德秀又于长沙仿行。
为了有效推动荒政的实施，历代也都建立了非常严苛的监管和问责制度。以清朝为例，具体的救灾程序可分为报灾、勘灾、审户和发赈，每个程序都有缜密的问责方式。报灾是指灾情发生后，地方官吏必须逐级向上汇报灾情。同时，由地方官吏勘查核实田亩受灾程度，为后续的发放救灾赈济物资和减免赋税提供有效依据。审户与发赈则是救灾赈灾最为关键的程序。审户是指严格核实灾民户口，划分极贫、次贫等级，以备赈济。审户完成之后发给灾民赈票。这种赈票一式两联，当面填发，当面裁给，并注入根单，作为灾民以后领赈的凭据。为防止重复冒领，每次发赈后，于赈票上加盖第几赈发放戳记，赈济底册内也加盖戳记。这种赈票能够有效地避免冒领赈灾物资现象的发生，防止官吏利用职权牟取私利。
2009年2月，在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票证展上，一张“赈米照票”引人瞩目，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救灾粮票。经考证，清光绪四年，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发行“赈米照票”，由林县“姚东保甲局”（“姚东”乃林县的一个镇，“保甲局”是当时的一个行政机构）付给“后马村极贫住户秦群”，以供该贫困户凭此票领取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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