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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以水代兵:战争中的惨痛教训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历史上,自然界的洪水已经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在战争中不计后果地以水代兵的事例却总是在上演。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这个时期战乱频繁,以水代兵之事空前增多。南朝军队正是利用杀伤力十分巨大的以水代兵的方法来弥补其数量与质量上的劣势,取得了一定的战略平衡。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城,南朝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不过,我们可以推想,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缓解不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带来的苦痛。

中国历史上的以水代兵:战争中的惨痛教训

据统计,人类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文明史,仅有294年没有战事。战争的胜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国家的存亡、一个政治集团利益的得失。因此,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无不绞尽脑汁,不惜投入、不借伤亡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对立双方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人心向背等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外,自然环境特别是天气、气候对战争的胜负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气象条件甚至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首,“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中国历史上,自然界的洪水已经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在战争中不计后果地以水代兵的事例却总是在上演。人为地大水淹没敌方的城池,溺死敌方的军民。人祸有时候竟比天灾还可怕。以魏晋北朝为例,这个时期战乱频繁,以水代兵之事空前增多。在水攻战中,南朝占了绝对优势,取得了许多胜利。而北朝军队很少对南军用水攻的战术。南朝军队正是利用杀伤力十分巨大的以水代兵的方法来弥补其数量与质量上的劣势,取得了一定的战略平衡。然而,一次水攻往往造成某一地区在很长时间段内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使其成为无人地带。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城,南朝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结果,堰体溃决,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造成己方重大损失,成为千古笑柄。

南朝萧齐永元二年(500年)正月,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城(今安徽寿县)降北魏。寿阳是淮河中游的军事重镇,位于今安徽省中部,地势南高北低,依八公山,傍淮、淠河,南境与合肥接壤,北魏据此则随时能挥军南下,饮马长江。梁朝初年,与北魏不断发生战争。梁武帝先后派遣大奖张绍惠取宿豫,萧容取梁城,韦叡取合肥,以及义阳、邵阳之战等。两国交兵主要围绕沿淮地区,激烈争夺十余年,互有胜负。梁武帝一直想夺回寿阳城而未果。天监十三年(514年),一名投降梁朝的魏国将领王足,向梁武帝提出一个水淹寿阳城的计策,即在今安徽省五河、嘉山及江苏省泗洪三县交界的淮河浮山峡内拦淮河筑坝,抬高水位,回水400里,直达寿阳城,寿阳就可不攻自破。为了取信于梁武帝,王足还引用了一首北方童谣:“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

梁武帝果然动心,派遣材官将军祖暅和水工陈承伯去浮山峡实地查勘,看看此计是否可行。祖暅带领人马实地查勘后,认为从地形上看,在浮山峡筑堰确实有利。浮山峡是淮河三峡之一,两岸山丘都不高,北岸峰山海拔82米,南岸主峰紫阳山海拔111米,两山相距约5000米,峡谷十分宽阔。寿阳城离此虽远在200千米以外,但高程相差不到3丈(约7米),筑成浮山堰,大水不仅可回淹寿阳,还可淹没大批魏国领土。但浮山峡一带地基多为沙土,不宜建大坝,所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46]。用现代话讲就是:地形有利,地质不行。但梁武帝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命令康绚主持在浮山峡筑坝堵水,以倒灌上游的寿阳城,逼魏军弃城撤退。

康绚是萧梁王朝的一员猛将,深受梁武帝信任,时任太子右卫率,领甲杖百人,与领军将军萧景一起在殿内值守。梁武帝授他假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浮山堰工程自天监十三年(514年)冬开工,徐州扬州等地的百姓每20户出5人参加工程建设,动员起来的士兵、民工多达20万人,南起浮山、北至石山,两岸同时向河中进筑。第二年(515年)四月,浮山堰刚刚合龙,即被大水冲垮。有人说这是蛟龙能乘风破堰,又说蛟龙怕铁。于是,康绚命人到处收集铁器多达千万斤,全部沉入水中,亦不能合堰。又伐树为井栏,填以巨石,加土其上,以至于淮河沿岸百里范围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粗细,都采光了;那些挑土、挑石、抬树木之人的肩膀都被磨得皮开肉绽。这年夏天,还发生了瘟疫,筑堰的军民死伤惨重,“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而到冬天,又遭遇严寒,“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为保证军心、民心稳定,梁武帝先是派出尚书右仆射袁昂和侍中谢举假节慰劳,并蠲免赋税,其后又遣人送来大量的衣物给筑堰的军民御寒。不过,我们可以推想,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缓解不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带来的苦痛。

眼看浮山堰逐渐成形,北魏政权也十分紧张。天监十四年(515年)十一月,北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康)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梁军打退了魏军第一次攻势。十二月,北魏又“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绚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卫将军昌义之、太仆卿鱼弘文、直阁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47]。再次粉碎魏军决堰的企图。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天监十五年(516年)四月,截流成功。据记载,整个浮山堰工程包括一堰一湫(溢洪道),堰长9里,底宽140丈(约336米),顶宽45丈(约108米),高20丈(约48米),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座大坝,蓄水量可超过100亿立方米,淹没面积达数千平方千米,积水覆盖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以及颖上、霍丘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堪称大观,在我国古代筑坝史上是空前绝后的。[48]国外的土石坝,迟至12世纪才突破30米高度,比浮山堰晚了60多年。

大坝蓄满水后,上游几百里一片汪洋,大片的北魏国土被淹,寿阳城被大水围困。但由于北魏早做防备,损失并不大。魏将李寿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城内居民则散就冈陇。

为了保证大坝的安全,梁军在康绚的主持下开挖洪溢洪道,“开湫东注”,还利用魏军怕被淹的心理,向北魏作反宣传,说梁军不怕打仗,就怕有人把水泄掉。魏军“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这样,浮山堰水库就有了两条溢洪道。其中一条在泗洪县峰山乡塔河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可见到遗迹,宽70~80米,深十几米。[49]

由于有溢洪道泄水,淮河汛前四个月浮山堰都安然无恙。但其溢洪能力与淮河洪水来量是远远不相适应的。浮山堰是土坝,坝顶不能过水。进入夏秋季节,随时都有溃决的危险。加之梁徐州刺史张豹子嫉妒康绚,“譖(康)绚与魏交通,高祖[梁武帝]虽不纳,犹以事毕征(康)绚。寻以(康)绚为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信武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增封二百户[50]。康绚被调走之后,浮山堰就交由张豹子接管。但他对浮山堰的管理并不在意,更没有积极排除溃决的危险。

天监十五年(516年)九月,淮河流域发生大水,水位暴涨,浮山堰溢洪道泄水不及,丁丑日,大坝溃决,100亿立方米的淮河水直冲下游平原地区,“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51]。浮山堰不仅没有起到克敌制胜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淮南地区的大水灾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刘家麟副教授从工程力学角度,对浮山堰的溃决进行了计算。他指出,正是由于溢洪道泄湛充能力不足、洪水漫顶、渗流影响严重、地基较差等主因,加之堰身布置、堰坡坡度选择、管理维护不当等多项不利因素的综合使用,最终导致堰体的溃决。[52]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佞佛和亡国,这是梁武帝一生中最遭人非议之处。后世史家对梁武帝的评价,斥责之语多于称誉之辞。作为一名佞佛的君主,梁武帝不可能不知道佛教的第一大戒就是禁杀生,而他通过修筑浮山堰,无差别地杀伤寿春及其周边地区的军民,从宗教角度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正如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中就梁武帝佞佛之误所言:梁武帝虽“俨以宗师自命,讲经说,当仁不让”,而其言其行实则有违佛法,乃“不知佛”的表现。筑浮山堰是“未以净业空法,对治贪嗔孽障,洵乎其‘不知佛’‘心非佛’也”[53]

此外,为修筑这一巨大水利工程,梁朝不得不从经济中心的扬州和南徐州征调大量的民众,这对其民众而言可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而前文已述,在修筑过程中,先是在夏天遭遇疫病,又在冬天遭遇严寒,修筑浮山堰的军民“死者十七八”。工程还未成功,军民伤亡即已如此惨重,可见浮山堰的确是天怒人怨的。

在此情况之下,梁武帝为什么仍要一意孤行,坚持实施这一计划呢?

首先,这是由于寿阳城重要的战略地位,北魏占据此城后,可能对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梁武帝为此不惜代价,也要夺回此地。

寿阳是萧梁与北魏王朝的边境地区,尤其是襄阳以东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当徐州在北魏献文帝时落入北魏之手后,它便成为南北两朝争夺的对象。刘宋和南齐之所以能够勉强占据寿阳,其关键是得到了当地豪族裴氏的支持。南齐末年,陈叔业归降北魏后,北魏和梁朝便围绕寿阳开始了一系列激烈的交锋。北魏增派定州兵进驻寿阳以加强当地兵力,其守将扬州刺史、征南将军李崇“沉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在州凡经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虎’,贼甚惮之。萧衍恶其久在淮南,屡设反间,无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无以措其奸谋”[54]。梁武帝无法以反间计得手,便决心倾全国之力以夺回寿阳。

其次,南朝军队一再利用杀伤力十分巨大、以水代兵的方法来与北魏军队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推断,梁武帝感到筑浮山堰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此前,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北魏大将元英率众攻打钟离,梁将曹景宗、韦叡等拒之,双方对峙不下。五月,韦叡攻合肥,引肥水灌城,大破魏军,斩俘一万余人。次年(507年)三月,淮水暴涨,梁军乘舰登岸,进攻魏军。魏军大败,元英脱身逃走。魏军投水逃命淹死的有十几万人,被杀的也有这么多,其余脱甲叩头求为俘虏的也有五万人。梁军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55]。是役,梁军趁着水灾,大败魏军,取得了南北之战中最辉煌的胜利。

此外,淮河一线为南北必争之军事要冲,而淮河流域历史上湖泊众多,南朝政权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一般必须保证江河湖泊中要有足够的水量,以利运兵运粮,并借以阻碍魏军铁骑长驱直入。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4年),任城王元澄上书北魏朝廷说:“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余里,东关合江之际,广不过数十步,若贼计得成,大湖倾注者,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矣。又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首秋大集,则南渎可为饮马之津,霍岭必成徙倚之观。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无虞。若犹豫缓图,不加除讨,关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为鱼矣。”[56]可见,北魏君臣们也很清楚南朝以水代兵的政策,并为之惶恐不安,却又无计可施。(www.xing528.com)

浮山堰事件对南北朝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首先,梁武帝筑浮山堰,并没有达到水攻寿阳的目的,徒耗巨资,反伤本国人民生命财产,民怨沸腾。想利用自然的力量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结果自己首先受到自然力量的攻击。归根结底,梁武帝的失败原因主要是不尊重自然,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察天时地利,随心所欲,在简陋的技术条件下,盲目地、强制性地要求自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因而遭到自然力量的报复而失败,给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两淮地区本是东晋南朝精兵劲卒的征召地,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成师于此。《晋书》卷84《刘牢之传》对此记载较详:“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平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勇应选。选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57]北府兵在抗击前秦符坚入侵的淝水之战和镇压孙恩、卢循的战役中都曾建立功勋。东晋南朝政权帝王、重臣在争权斗争中都要借重北府兵的力量,北府兵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治斗争的结局。这种互相残杀,大大地削弱了北府兵本身的力量。再加上从魏晋以来士族中盛行着重文轻武的风气,大抵一员将领在建立功勋,得到高官之后,其子弟就转而弃武从文。这在刘、萧等族及彭城到氏等家族中都有所表现。这种情况大大地削弱了北府兵的战斗力,以至宋中叶以后,迄于齐梁,南朝武装中力量最精锐的部队已经不是北府兵,而是聚居于今湖北襄阳一带以晋陕等地移民为主的雍州兵。经浮山堰之祸后,两淮地区更是一蹶不振,再无法组建精锐部队。而梁朝的国力也日渐衰微,至于后来还能勉强与魏处于两分天下的相持局面,那是由于北魏发生内乱,并分裂成东魏、西魏。

此外,在南朝前期,寿阳及其下游地区曾经涌现过一大批文武才俊之士,仅《梁书》中有专传的就有豫州刺史、宣毅将军裴邃(世居寿阳),左将军郑绍叔(世居寿阳),侍中、吏部尚书刘子孺(彭城人),持节、督宁州刺史徐文盛(彭城人),秘书监刘孝绰(彭城人),御史中丞到洽(彭城人),侍中夏侯详(谯郡人),左卫将军王珍国(沛国人),侍中徐勉(东海人),信周刺史鲍泉(东海人),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王僧孺(东海人)等人。这些人物或在政治方面,或在军事方面,或在文学方面,对梁朝历史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降至陈朝,甚至到隋朝与初唐,淮河下游地区再也没有出过有名的人物,这不能不说也是浮山堰之祸的一大恶果。

其次,筑浮山堰的失败没有使自负的梁武帝警醒,他反而更加执着于以水代攻,不断筑堰围城。30年后筑寒山堰的失败更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的亡国丧身之祸。

史载萧衍“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早在登基之前就已经被社会名流所推崇,南齐朝廷中号称“识鉴过人”的王融尤其赏识萧衍,“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58]他31岁时任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34岁时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为方面大将。登基称帝时年仅38岁,此后更在位47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帝王之一。梁武帝不但是政治家,还是才华横溢、精通六艺的才子,所谓“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梁书》作者姚察、姚思廉父子不仅感慨:“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朴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59]

但凡事总有两面,梁武帝杰出的军政才干与才华,促使其滋生自负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研究员曾经十分精辟地分析了梁武帝过分自信的性格:“他过分自信而认为没有人能与自己相比,这也是由他的时代及经历决定的。南朝初年的政坛上,尚有较多的人才,如宋武帝刘裕初起是与刘毅、诸葛长民等合作,后来其中一些人就成了和他争天下的对手,刘裕必须一一消灭他们,才能登帝位。萧道成之代宋,也有刘秉、袁聚、沈枚之等人与之为敌。他们的得天下是艰苦备尝。但梁武帝以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九年中登上帝位,可谓毫不费力。他打败萧宝卷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他登上帝位时,又逢北魏衰乱,‘六镇’叛乱,对南朝不再构成威胁,所以梁武帝未免自以为天下无人能及。”[60]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浮山堰事件对梁武帝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此后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加之北魏各地发生大起义,北方大乱,梁武帝感觉又有北伐的机会。普通六年(525年)夏季,他令诸将攻击寿阳。这一次仍然是筑堰水攻。史载:五月己酉,“筑宿预堰,又修曹公堰于济阴”[61]。壬子,梁武帝又派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率军北伐。“频战克捷。寻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普通七年(526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众军乃进,“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人,米二十万石”[62]。寿阳城终于回到南朝的管辖之下。但由于南北实力对比的客观原因,以及梁朝君臣对北伐事业的三心二意,此次北伐中原虎头蛇尾,并没有取得成功。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之后又变为北齐、北周,与梁朝形成了三国对峙的局面。

不论如何,筑宿预堰和曹公堰的成功使梁武帝感到十分振奋,他很快就把浮山堰的失利抛在脑后。太清元年(547年),东魏权臣高欢死,侯景因不肯受继任的高澄节制,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魏又欲夺其兵权。侯景在东西夹击的情况下,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派兵援助。梁武帝在北伐事业中没有丝毫进展,听说侯景来降,十分高兴,于是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九月,“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侯景掎角。癸卯,渊明军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流立堰。侍中羊侃监作堰,再旬而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则婴城固守,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不从。”[63]十一月,东魏援军至,梁军统帅萧渊明本无统军之才,谋略不出,号令不行,屡失战机,大将羊侃先是劝他乘水猛攻鼓城,后又建议乘高岳军远来疲惫时击之,他都不肯采纳。不久,东魏救兵进至彭城,决堰放水。东魏将慕容绍宗向梁军发动猛攻,萧渊明正大醉不能起。于是梁军大败,将士损失数万人,萧渊明被俘。

东魏在大破萧渊明及侯景,将河南失地收复后,便表示愿意与萧梁讲和,以离间侯景和梁的关系。梁武帝见侯景丧师失地,已无利用价值,同意与东魏讲和。侯景显见不利于己,一再反对议和。梁武帝既不予理睬,也不加以防范,而且欲以侯景换回被东魏俘虏的萧渊明。侯景见自己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于是起兵叛梁,终于酿成了著名的侯景之乱。

数百年后,北宋文学家秦观曾游览浮山,写下了《浮山堰赋》,全文长达数百字,其中既有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又有对梁武帝的批评。“粤萧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争衡,信降虏之诡计兮,阻汤汤而倒征。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运徒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亿年。背自然以开凿兮,固神禹之所恶。”淮水滚滚东流,逝者如斯夫。时至今日,浮山堰遗址犹在,为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类似这样的战例史不绝书。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包围了开封城。开封是河南的枢纽和腹心,地处交通要道,如果开封不保,则河南和中原都危急,而一旦中原不保,河北之地就被掐断了与南方的联系,成了孤悬之地,陷落也是迟早之事。此前,李自成已经率众两次进攻开封城,但都受制于开封坚固的城墙。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农民军掘开地道填充炸药,准备炸塌城墙。结果,城墙十分坚固,没有损伤,反而炸伤了很多农民军,攻不下城墙的李自成只得退军。

这一次,李自成的军队攻占了开封周围的州县,只留下开封一座孤城,并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略。城内的明军弹尽粮绝,抵挡不住,就想出一条“以水代兵”的解围之计。六月,官军扒决开封朱家寨黄河大堤。九月,官军再扒开马家口大堤。特别是后一次决堤,恰逢黄河秋汛,洪水大涨,滔滔洪水直灌开封城,整个开封城就只能看到钟鼓楼和周王府的大门,其余地方都是一片泽国。周王恭枵及官吏早有准备,乘船逃出外,全城百姓则毫无防备,遭遇空前浩劫。

当农民起义军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之后,一方面将营地主动搬家,迁往高处,并准备了许多大的筏子和船只;另一方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派人到上游30里处,决开更大的一道口子,放水还击。这一来,两股巨流合而为一,声振百里,势不可挡,直奔开封城而去。37万城内居民,顷刻之间就有34万人被淹死,全城覆没,惨不忍睹。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中原大地。为了阻挡其凶猛的势头,国民党决定在河南郑州附近的黄河南岸炸开大堤,水淹日军。新编陆军第八师师长蒋在珍承担了这个任务。6月7日上午,由工兵连指导着新八师两个团的士兵在花园口掘堤。9日晨,南北两面的士兵已将决口挖到河底,堤中间只剩下一段三米宽的挡水墙。后来又调来两门平射炮,上午8时整,两门大炮对准挡水墙开炮,共打了67炮,挡水墙顷刻之间坍塌,黄河决堤口扩大至370余米,汹涌的洪水倾泻而出。黄河决口后,蒋在珍按照前敌总司令薛岳的命令,布置工兵在大堤、田野等处埋放炸药,进行爆炸。

从军事观点看,水攻计划基本达到预期目标,突如其来的洪水,使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有的来不及逃脱而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在部队后撤时被遗弃,还有的被中国军队所歼灭。日军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泛滥地区以东。花园口决口后,洪水宽达30~80千米,长400千米。日军第14及16师团大部分被黄河水围困和隔离,无法行动。6月28日,日军撤销归德战斗司令部,将部队调回徐州,第二天在徐州开了个联合追悼会,哀悼战死者7452人。从此,日军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被粉碎,日军不得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据日本军部透露,由于黄河决口,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推迟了3个月。

虽然滔滔的黄河水暂时延迟了侵略者的步伐,却使黄河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二十六次大改道,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广大平原成了一片汪洋。虽然大水暂时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挡日军的侵略步伐,同时给黄河下游广大地区的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由于国民党借口军事机密,未事先动员迁移,致使89万人死亡、失踪,1250万人成为灾民,500万人流离失所,黄河水恣意横流历时长达9年之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片土地变为荒凉贫瘠的黄泛区。

1946年,驻守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又企图将决口堵复,使黄河水回归旧道,让它去冲毁北岸已年久失修的堤防,淹没解放区土地,企图用洪水实现其兵力达不到的目的。可是,人心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国民党军队最终在内战中一败涂地,“以水代兵”的策略改变不了他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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