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水灾在历史上的频发与社会损失

人类生存要消耗自然资源，被消耗的资源有的是一次性，消耗掉就永远消失了；有的资源被消耗掉可以再生。但过量消耗资源可以破坏或削弱自然的更生机能，并改变生态环境。自然的承载力是有弹性的，在技术条件落后及政策错误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在人与自然资源的相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是植物，与天然植物一样，都是在土地上生长。天然植物不能生长的地面，农作物也无法生长。所以，农作物与天然植被是互相竞争土地的，要推广农业生产就要先铲除地面上的天然植被，此消然后彼长。人口增长后，就要增加耕地，垦殖的结果就是会减少天然植被覆盖的面积。天然植被，如森林及草原，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过量铲除后，就会导致生态恶化，水旱等气象灾害也会随之更加频繁而严重。

过去2000年里，人类得到了迅速发展，公元初年全球约有1.7亿人，公元600年时约2亿人，到1500年时达4.25亿人，而1800年时达9亿人。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展，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更大幅度的改变。

对森林的破坏是人类活动引起环境演变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温带森林带所受改变尤其显著，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占据的地中海及邻近地区，大规模的森林破坏随着希腊文明的兴起而开始，而在罗马帝国繁荣时期，意大利的森林大部分消失。1500年以后，欧洲殖民者向南美、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新大陆移民，所到之处的森林均遭大规模的破坏。

植被向来被称为“绿色水库”，具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据专家调查，1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100万立方米的水库。过去长江流域一直是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其中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上游地区情况尤为严重。尽管目前人工林和中幼龄林面积有所增加，但对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有重要生态效益的成熟林、天然林却仍在遭到砍伐，残存的天然林也处于退化状态。

植被遭到破坏直接带来了两个危害：其一，降低了水源涵养能力，致使降水直接形成的地表径流加大了河流的行洪压力；其二，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统计，30多年来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56.6%，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加剧了河道和湖泊的淤积，这样即使水量不大也会形成较高的水位，对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了威胁。(www.xing528.com)

在中国，隋代以前，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人口尚不密集，两岸分洪蓄水之地也多，虽洪水泛滥但社会损失有限，自唐以下，这一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发展，洲滩筑堤围垦渐多，水灾也日趋严重。据历史记载粗略统计，自唐朝到清朝的近1300年间，长江水灾共223次，其中汉江42次。长江水灾愈到近期愈多，灾情也愈严重。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时期平均五六年一次，明、清时期则平均4年一次。历代水灾次数尽管与历史记载（包括洪水碑刻、题记）的详略和对于水灾的取舍标准有关，但仍能大致反映出长江水灾的变化趋势。

据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宋代以来长江发生过8次特大洪水。其中1788年的洪水，主要来自沱江和涪江。当时荆江河段的宜昌洪峰流量约为86000立方米/秒，大大超过长江中游河道的宣泄能力。江陵因城堤溃口，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厢内外淹死1700多人，房屋倒塌4万多间，周围村落一片汪洋；武昌“学宫水深两丈，二月不退”。而1860年和1870年洪峰流量分别达到92500立方米/秒和105000立方米/秒，大大超过了1788年的洪水。

长江流域在唐宋以来发展迅速，逐渐位居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由于人口的密集和财富增加，水旱灾害损失逐渐增大。同时，虽然自明代以来，长江中下游堤防建设加速进行，然而长江洪水来量巨大，除河道容水之外，由于两岸通江湖泊对洪水的调蓄功能显著，明代以前防洪压力较小，所谓“洞庭增长一寸，即可减江水四五尺。江水势减，则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等县俱可安枕”。此后，随着上中游山区的广泛垦殖，水土流失加大，河道和通江湖泊的淤积和湖区的围湖垦殖，显著增加了长江防洪的负担，水灾发生频率因而增加。围湖垦田成为明清以来治江争论的焦点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湖泊和河床的不合理利用加剧了长江流域湖泊萎缩和生态退化。20世纪50年代汉江湖群的湖泊数为1056个，到90年代初减少为182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洞庭湖水面减少了46%，鄱阳湖围湖垦殖和淤积使湖面缩小五分之二，损失水面2116平方千米。据统计，近几十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丧失面积约1200万公顷，丧失率达34%，以致蓄水量越来越少，调洪能力越来越低。另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为占用河道开辟耕地，修建房屋，工矿企业向河道任意排放尾矿、矿渣等工业垃圾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些都使河道排洪能力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