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移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根据自然条件，我国古代经济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古代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我国古代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的，各具特色的地理区域。它与自然区、行政区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划，其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早在战国时代，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就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农业经济区划。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农业经济区。

先秦时期及秦汉，黄河流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平原土质疏松，透水性好，旱作农业技术又较简单，花费劳动较少，开垦较易，使以木、石、蚌、骨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原始农业技术较易生产出剩余产品来，也使人口能较快增长，从而使奴隶劳动成为可能并得到发展。相形之下，长江流域过于炎热潮湿，不如黄河流域宜于居人，不少地区覆盖着大片的热带原始森林，平原地区则湖泊沼泽四布，榛莽丛生，加上土质紧密，种的又主要是水稻，平整土地和引水灌溉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大，在原始的生产工具与技术条件下，大量开垦困难，即使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方，由于河湖沼泽丛林榛莽的阻隔，也不易扩大交往，连成大片，形成强大的力量，人口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

近两千年以来，我国气候的总趋势是逐渐变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气候条件变得更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和农业的开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原来开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困难逐渐得到克服，垦田面积增加了，一旦得到开发，这些地区在降水量、温度、总热量等方面的优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些地区主要种植高产粮食作物——水稻，特别是双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国经济中占了优势。

反之，黄河流域气候渐趋寒冷后，水体大为减少，气候干燥。黄土高原经过长期开发，天然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难。人口的压力又加剧了滥垦乱伐，由此又引起了水旱灾害的增加。过度开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再加上北方地区是全国政治军事重心，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较激烈，战乱比南方多，而周边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如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南下，常在一段时期里给社会带来破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上述种种因素使得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从唐宋以后陷于停滞、缓慢的状态，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则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并随之而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www.xing528.com)

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千米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每平方千米100～200人，而南方江浙一带，平均每平方千米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在3人以下，全国人才优势当然集中在北方。到隋唐时，南方已大有发展，北南人口之比为7∶3，唐天宝元年时南方人口大增，北南人口之比为6∶5，北方的优势继续减弱。到明清时期，北南人口之比便倒转为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余年来，人口全面增长，到1993年，北南人口之比为3.5∶5.5，北方人口始终没有恢复到唐以前的领先地位。

从汉至唐，全国人才集中于黄河流域，唐朝共有宰相369人，90%的是北方籍。北宋和南宋是北南人才的转折点，宋代河南出宰相21人，内北宋18人，南宋3人；宋代浙江出宰相24人，内北宋4人，南宋20人，即是证明。明代宰辅189人，南方籍占三分之二以上；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内南方占88%，北方占12%；清代博学鸿词有267人，江、浙、赣、皖四省即占75%。人才集中长江三角洲的趋势，至今未变，如按两院院士、教授、经济、科技人员统计，也呈同样现象。

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五代北宋以后，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为契丹、女真、蒙古等，一般来自北方偏东，因此政治军事中心也就从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地区或其东方门户洛阳东移，与江淮交通方便，又以黄河为屏障面对深入燕山以南的契丹的开封就成了五代北宋时合适的建都地点了。金、元、清三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坐北朝南，背靠自己兴业之地，南向统治汉族地区，北京成了理想的建都地点。明朝面对蒙古，也把都城从南京北迁。这样，北京代替了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成为12世纪以后中国的国都，历八百多年而未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