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农牧之争：《中国气象灾害史话》中的成果

我国的游牧文化区和农耕文化区大体以长城为分界。在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发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在这里，定居的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谷物生产是农区农业中最重要的部门和项目，但一般都是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蔬果、油料、染料，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即使是种粮也多实行多作物、多品种的搭配。在长城以北地区，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发展农耕的条件比较差，却有着良好的牧场。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强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崛起。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畜群，食畜肉，饮奶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以畜群为主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他们虽然也懂得种植农作物，但种植业比重很小，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这些民族唯一的衣食之源。

我国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隔开来，但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种植业基础薄弱、经济比较单一的牧区则需要输出其富余的畜产品和输入其不足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由于游牧经济特殊的脆弱性，风雪旱蝗都能给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更增加了牧民们对农业民族经济的依赖性，需要从农业民族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

两大经济区平常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贸易进行经济联系，当正常的贸易受到阻碍时就会诉诸战争，战争成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两大经济文化区的对峙，又强有力地刺激了农区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汉唐政府养马均达几十万匹之多，其规模在世界畜牧史上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农区民间畜牧业则由于土地的不断垦辟而逐步小型化，向着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发展，利用部分农副产品作为饲料，同时又供应农业以肥料和动力。

农牧矛盾的运动，对立与协调、冲突与互补融汇，贯穿着古代历史，从而使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历史相比更具有鲜明的特色。游牧民族历来以行国著称，勇猛强悍，战斗力远较处于分散定居状态的农耕民族强。正是这种尚武习俗与军事优势使它得以把对农耕地区的经济依附变为军事攻掠，给定居的农耕居民造成巨大的压力。文化上的强烈优势感与军事上的相对软弱结合起来，迫使农业民族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防御姿态。长城正是中原统治者文化优越感与“设险以固其国”这一防御需要的综合体现。然而，这道天险并不牢固，历史上游牧民族多次冲破长城防线，入主中原，甚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并迫使中原农耕民族的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地南移。

旱灾和蝗灾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匈奴因为旱灾和蝗灾衰亡，他们和其他游牧民族一起向南、向西迁徙，在中国推翻了西晋王朝，在欧洲使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得以覆灭。

沙石掩盖了周围的土地，炽热的烈日烘烤着干裂的大地，几乎所有的河流、湖泊都已经干枯，连原本波澜壮阔的长江、黄河也变成了涓涓细流。旱魔肆虐，所经之处皆是饥民。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铺天盖地的蝗虫，涌来与饥饿的人们争夺有限的粮食。

这是从公元初年起，在中国北方反复出现的灾难场面。据气候史专家考证，自公元初气温就开始下降，至4世纪和5世纪达到最低点，气温约下降了2.5～3摄氏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摄氏度左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那时候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偏低2～3摄氏度。伴随着降温，旱灾发生的频率也增加了，经常出现井水干涸、河流断流的景象。

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农业民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既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气候的变迁，尤其是寒冷和干旱的侵袭，对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游牧民族以大群放牧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属于天然放牧性质，具有先天的致命的脆弱性，随着牧草的荣枯，牲畜有规律地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而畜牧产品远不如粮食谷物那样易于保存，因此，游牧经济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与农耕生产相比是很低的。尤其是冬季的雪灾和常年都可能发生的旱灾，造成的破坏更大。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境内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赤地数千里寸草不生，人畜因为饥荒和瘟疫，死亡一大半。更糟糕的是，48年，因为内乱，匈奴又分裂成南北两部，国力大衰。损失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从匈奴分裂后双方作战的后果看出来。49年春，南匈奴打败北匈奴，抓获万余俘虏，擒获马7000匹，牛羊10000头。到50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无法支撑下去，遂向东汉称臣，光武帝刘秀下诏赏赐粟米25000斛，牛、羊36000头，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东汉政权赐给的牲畜居然比南匈奴从北匈奴掠夺来的战利品还多，可见连年的旱灾和伴生的蝗灾，使匈奴再也不复当年控弦三十万、牛羊无数的强盛局面了。(www.xing528.com)

之后，蒙古高原不断爆发旱蝗灾害，76年，南匈奴境内又发生旱蝗灾害，造成大饥荒，汉朝再次给其贫民30000多人发放赈济物品。89年，北匈奴发生大旱灾，国内大乱，前来投降的人多得不计其数。

当寒冷期和干燥期来临之际，往往大规模的游牧民族会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徙，以寻求更能适合游牧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而从公元3世纪开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统一的汉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延续近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西晋短暂的统一局面又很快被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所打破，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内迁，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继续向中原推进。随着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厮杀愈演愈烈，匈奴、氐、羌、羯、鲜卑等族内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316年，由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政权攻占首都洛阳，西晋王朝灭亡了。

317年，司马睿在建邺（后改建康，即今天的江苏南京）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在此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族又相继在北方建立了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和大夏16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十六国彼此攻伐，最后由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定都建康的汉族政权南北对峙，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

与此同时，相似的命运也落到欧洲霸主——罗马帝国的头上。4世纪中期，一部分不愿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经过千辛万苦，一路向西迁徙，终于进入欧洲，占领了从顿河到喀巴阡山脉和全部里海北岸地区。原居此地的日尔曼部落哥特人中的西哥特人一方面不愿受匈奴人压迫，另一方面不断发生的旱灾和严寒灾害也使他们难以在故乡生存下来了。于是，西哥特人向罗马皇帝瓦伦斯请求渡过多瑙河到罗马避难。到罗马后受到罗马官吏的勒索和压迫，有的以子女换取粮食，有的被卖为奴隶。376年，他们掀起了反抗罗马的起义。378年，在亚得里亚堡会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罗马皇帝派大将提奥多西增援东方，并任命他为东部罗马皇帝。394年，提奥多西最后一次把帝国统一起来，但395年，提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终于一分为二，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的西罗马帝国。

公元400年，匈奴在乌尔丁大单于的领导下，又开始向西大规模入侵，一举夺得了整个多瑙河盆地，并一度攻入了意大利，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逼迫多瑙河流域的各部族为躲避匈奴人，只得向西罗马腹地进军。410年，西哥特人在劫掠巴尔干半岛后进入意大利，并围困罗马城。罗马城内奴隶乘机打开城门，罗马陷落。西哥特人在洗劫罗马城之后，继续进攻高卢和西班牙，他们战胜汪达尔人后建立了西哥特王国。而汪达尔人战败后，于439年从西班牙渡海进入北非，征服迦太基，于439年建立了汪达尔王国。455年，汪达尔国王派战船从北非渡海进攻意大利，罗马再遭洗劫。468年，东罗马支援西罗马，与汪达尔人会战迦太基，罗马战败，北非和地中海中诸岛从此沦为汪达尔国土。

到5世纪70年代，西罗马领土只限于意大利，而且皇帝徒有虚名，被操纵在蛮族手中。476年，蛮族将领奥多亚克废除了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而自立为统治者，罗马帝国终于在外族入侵的浪潮中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