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寒冷期与永嘉之乱

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农业民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既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气候的变迁，尤其是寒冷和干旱的侵袭，对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游牧经济很不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所以当寒冷期和干燥期来临之际，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地区迁徙的活动，其目的是寻求更能适合游牧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此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挑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正值一个气候异常期。据气候史专家考证，“自公元初气温就开始下降，至4世纪和5世纪达到最低点，气温约下降了2.5～3摄氏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摄氏度左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那时候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偏低2～3摄氏度。”^[20]这方面的史料不少，而且其提供的时间、地点和特征等要素比较准确和具体。如曹魏黄初六年（225年）八月，文帝曹丕亲率水军自谯循涡水入淮水，十月，临江观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是我国第一次记载淮河结冰。而《资治通鉴》卷132记载：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正月，天寒大雪，“泗水冰合。”镇军将军张永率军北讨叛将薛安都不利，“弃船步走，士卒冻死者太半，手足断者什七八。”张永“足指亦堕”，仅以身免。又萧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冬天，淮水和泗水尽冻。正在修筑淮水堰的军民“死者十七八。”可见，当时淮河流域河水封冻并不罕见。

此外，当时还有渤海封冻的记载。根据《晋书》的记载，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前燕慕容皝将越渤海讨伐慕容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皝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21]。可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营口的渤海海面已经全部结冻，否则数万大军无法安全地越海作战。而在1600多年以前，渤海北端和西端的海岸线还要偏北、偏西，渤海的面积比现在要更大一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冬季的气温的确比现在要低很多。

另外一个重要证据是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所记载的华北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15～28天。例如《种谷篇》云：“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22]可知当时农历三月桃花始开，一月之后枣树生叶，与今天对照，整整迟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石榴树露地栽培需要包裹过冬，否则就会冻死；而现代河南、山东等地石榴可以露地安全过冬。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不少，如《黍穄篇》云：“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假令月三日冻树，还以月三日种黍；他皆仿此。十月冻树宜早黍，十一月冻树定中黍，十二月冻树宜晚黍。若从十月至正月皆冻树者，早晚黍悉宜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凇。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分为粒状、晶状两种。雾凇主要在冬初和春初为多，偶尔在冬季出现。出现雾凇天气一般都在十分寒冷的季节，天气突然变暖，干冷空气云量配合。雾凇多在夜间形成，形成雾凇的第二天一般为温暖和晴朗天气，日出之后，一切空间地物沾满雾挂，景象十分可观，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魅力。目前国内雾凇现象在东北地区较为常见，一般从12月到次年2月份发生。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雾凇现象应该十分普遍，否则贾思勰不会以此作为次年黍子播种的指示现象，而当时出现雾凇的季节较现在时间更长、更早。

气候转寒还反映在严寒灾害的频繁发生上，当时经常会有春夏时节大雪降霜的异常气象，冬季酷寒更是频繁出现。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出现严寒灾害的次数就有46次之多。而且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275—279年）和太康年间（280—289年），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而当时正是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即将大爆发之际，寒冷的气候无疑加速了少数民族内迁的进程。

从历史记载来看，干湿状况的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冷暖的变化尤为突出。历史上黄河流域气候变迁主要不是寒热的问题，而是干湿的问题。现代地理学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的恶化可以导致荒漠扩张，风沙作用盛行，内流水系或湖泊干涸，水资源短缺。而当气候变得湿润时，荒漠就会收缩，草原植被恢复，水系和湖盆又恢复生机。东汉以来，由于气候逐渐寒冷干燥，蒙古高原草原退化，沙漠扩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世界上北半球的沙漠带通常分布在北纬35度以南，而我国沙漠主要分布在北纬35°～50°的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沙漠带北移的原因主要是青藏高原隆起使其北侧气候日益干旱，河湖萎缩，植被减少，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再加上人类战争和过度垦殖使水土资源和植被遭到进一步破坏，环境更加恶化，风沙活动加剧，导致沙漠化和严重的风沙灾害。(www.xing528.com)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以大群放牧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属于天然放牧性质，具有先天的致命的脆弱性，随着牧草的荣枯，牲畜有规律地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而畜牧产品远不如粮食谷物那样易于保存，因此，游牧经济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和自身恢复能力与农耕生产相比是很低的。尤其是冬季的雪灾和常年都可能发生的旱灾，造成的破坏更大。如果环境异常变化，导致灾害频繁发生，游牧民族就无法在原地继续生活下去，而被迫要向别处迁徙。

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大，导致塞外战乱和内迁的频率也不断增大。从历史上来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蒙古高原就出现了连年旱蝗，《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记载：“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因此内乱，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徙五原，北匈奴则徙往西北，时常骚扰河西地区。以后几十年里，北匈奴又遭到多次旱蝗、饥荒的打击，被迫西去。其他游牧民族梯次南下，逐渐深入汉族地区。环境的变化是少数民族整体南下的内在动力，而汉族政权的政策又提供了少数民族大批安全、和平内徙的外部条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前任会长周伟洲指出：“西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北边诸郡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为了增加该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对抗北匈奴势力的南下骚扰，因而同意将南匈奴部众迁于沿边八郡。”^[23]在鲜卑之外，其他如匈奴、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中原腹地。《晋书》卷2《文帝纪》载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十月，司马昭迫使魏帝封其为晋公、相国所下诏书中，曾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称：“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稀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24]

汉魏以来，内徙的西、北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在人口总量上和西晋全盛时期北方汉族人口相差不多，但是，他们在社会形态上比汉族落后，有的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阶段。而且其族群杂乱众多，没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若以各个民族单独计算，又远远少于汉族。因此，曹魏西晋的统治者有信心、有把握分化、控制和奴役他们，少数民族的内迁过程基本上是在和平中进行的，甚至得到官府的鼓励，速度是很快的，分布地域也是很广泛的。两百年内，北方少数民族在整体上终于突破了汉族王朝人工的和自然的华夷防线，改变了中原地区民族构成。而一旦汉族封建统治者内讧分裂，内迁的游牧民族就能趁机而起，夺取政权。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病死，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不久，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永嘉之乱后不久，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这时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北、东北。到了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