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古人类学家们利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分析的方法对人类进化史进行了新的考察。通过分析各人种的DNA，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进化钟，因此改写人类进化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夏娃理论。
夏娃理论认为，严寒灭绝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只有在人类最早的家园——东非生活的人们才幸免于难。10万年前，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大旱灾，又迫使他们再次沿着祖先的足迹走出非洲，走向世界。这就是夏娃理论要给我们揭示的人类进化史。“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的共同祖先（存在于大约10万至5万年前），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著居民，并逐渐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各色人种。”[14]
最早提出夏娃理论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尔逊教授。他通过研究认为，基因变异能解释所有动物的进化史。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198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瑞贝卡·卡恩博士做了一个全球性的实验，她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的DNA样本进行了提纯。卡恩博士之所以选择妇女做实验，是因为她所要寻找的DNA并不是来自人体自身的细胞核，而是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独特物质，它存在于细胞质里，被称为“细胞的能量供应站”。
20世纪初，人们发现了细胞中的线粒体，1963年，又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
通过研究，威尔逊教授和卡恩博士惊讶地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她大约生活在14.8万年前。
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他们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威尔逊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夏娃”理论。
同时，在现代各种族中，非洲人之间的线粒体DNA的差异最大，这表明非洲人线粒体DNA中所积累的突变最多，从而也证明了非洲人是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随即，威尔逊教授和卡恩博士再次成功破译了男性遗传基因的密码Y染色体。通过研究，他们得到一个结论：现代男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他生活的年代也应该在15万年前。
这对人类共同的祖先是当之无愧的夏娃和亚当。(www.xing528.com)
距今约30万年前，地球又进入一个冰河期，温度急剧下降，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大量减少。除了东非地区的智人能够借助赤道温暖的阳光艰难地生存下来之外，亚洲大陆其他的原始人被冰川严寒侵袭全部自然消灭。
距近1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严重干旱。干旱缺水和食物匮乏，使得夏娃们的后代被迫离开家乡，沿着上一次人类走出非洲的足迹，再次走向世界。
人类祖先迁徙总是沿着物产比较丰富的路线走，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海岸线就是他们的生命线。大约在6万年前，大部分智人顺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来到了中东，在这一带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中东富饶的物产，让智人的人口再次扩张，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再度迁徙。在亚洲东部，现代人群经南方路线先到达东南亚，然后由南向北迁徙扩散，在中国，现代人大约于6万～5万年前从南部进入并向北迁移，现代人到来之前，距今10万～5万年间的末次冰期使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中国本土原有人群因此而灭绝，外来的早期现代人与本土原住民之间没有交集。[15]
“夏娃”理论提出后，在科学界及社会公众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以美国密执安大学沃尔泼夫为首的古人类学家坚决反对这个理论，他们说，化石材料表明世界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取代”。以华盛顿大学的坦普列顿为代表的一些分子生物学家也坚决反对“夏娃”理论，并指出了其在计算机程序及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和非洲一样，亚洲同样是一块古老的大陆。从早期的猿人到晚期的直立人，在东亚各地区陆续发现了各个阶段的古人类化石，这显示了其独特的进化模式。从早期的北京猿人到晚期的山顶洞人，他们都与现代东亚人有着相似的骨骼特征，特别是山顶洞人，从遗址现场发现的工具和装饰品看，已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因此，以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吴新智研究员为代表的多数中国古人类学家主张“多地区起源论”。这种理论也叫作“直接演化论”或“系统论”。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差异，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近年来，吴新智研究员又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新假说。“它以化石为基础，还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古环境研究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大大地提高了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说服力。”[16]该理论认为，根据已发现的化石，可以看出我国古人类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多达1000余处的旧石器地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北方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也发现与境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据。无论是人的基因还是其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和多次的。
由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加之不同假说的交锋仍在持续，本书对相关问题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基本上采纳“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观点，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是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中心之一，中国现代智人是由境内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逐渐演化而来的。中国古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曾同境外的人群之间有过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但就总体而言，以连续进化为主体，不曾有过外来古人类大量的入侵而替代了原著居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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