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遇到的自然环境各不相同，是导致各民族历史进程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但各个民族都要在既定的自然环境里通过实践活动逐渐提高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使自己从客观限定性中获得自由的程度不断增长。
对于“天”，商周时代人们就认为上天是一个有道德、有目的的高级神明，上天知悉并深刻地介入人间的政治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天经常由其命令来插手管世界之事。举例来说，天命令周去摧毁商，去控制各个地区，而且对实行处罚施以较仁慈的态度。统治者有义务知道命令的内容，如果他疏忽或违反的话，就会受到惩罚。天‘命’而统治者‘受命’……而‘天’也掌管了一些灾难（如瘟疫、城市的毁灭）以及人类的丰收。”[8]由于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不自信，绝大多数时候，“天”在人们眼中是神秘而神圣的，人们敬天、畏天，并企图揣测上天的旨意和喜怒。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王者和祭司掌握了与上天交流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为上天意志的代言人和代理人。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孔子和孟子先后继承了古代天命思想，认为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天不仅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也是道德和义理的根据与来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道德意义，因此，人要知天、敬天。他们认为天道与人性是一致的，人心与天心可以互相感通，发挥人心的能动性感知天心就能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9]因此，可以说，儒家的“天道”本身就是一套包含自然规律和伦理道德的秩序规范。“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这种客观的秩序规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在古人观念里，“天”不是唯一的精神本原或能够主宰人间万物的神祇，有时也指自然界本身；而“人”无疑专指人类。从先秦古典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自然界的“天”或“天地”是先于万物而存在，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易经·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尚书·泰誓上》曰：“唯天地，万物父母。”既然天地生万物，人就是天地之子，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应该效法天地，遵从天地法则，才不会犯错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即使是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十分重视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荀子也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篇》）这些都强调自然规律法则的至高无上与不可违背性，即天道的神圣性和不可违抗性，这里的“天人关系”就是“天治人，人法天”。
此外，先秦诸子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荀子·天论篇》）。他们知道，人类必须依靠自然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如果长期过度索取资源，自然遭到破坏，则人类最终也无法生存。相比之下，自然对人类的依赖就小得多。古人在长期与生存作斗争的过程中深刻理解了自然的重要性，当时古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具有现实性。因此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家学者提出节用、遵从自然规律的号召：“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古人认识到，爱自然就是爱自己，只有一定程度地保护自然，自然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如果为了短暂的贪欲而过度索取自然，则最后受损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汉代大儒董仲舒则在天人合一学说的基础上发明了天人感应理论，影响后世几千年。这个理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均为上天所决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如果君主无道，上天就会降下洪水、干旱、冰雹、霜冻等灾异来谴责和警告他，而君主若体恤百姓，那么无疑就会风调雨顺。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两者都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了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回答汉武帝三个策问的回答，主要围绕天道、人世、治乱三个方面。当时，汉武帝接连发问，探寻天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灾害发生的原因，“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董仲舒对此回答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0]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治理不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谴责他；如果统治者仍不知自省，上天就会进一步显示怪异的现象来警告他，震慑他；如果这时候他还不知悔改，他的王朝就会失去天命，最终身死国灭。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即上天和人间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各种灾异看似自然现象，但其实都是上天的旨意，是对人间帝王作为的评判和警诫。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贯穿到政治、历史、哲学、制度、医学、伦理、心理等方面，而且将儒家思想融入这种图解式的世界观之中，整个秩序庞杂、完整而细致。《天人三策》的主要建议包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崇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等。天人关系说早在先秦时就已产生，但董仲舒杂糅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借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内容大体上包括三方面：天人同类、同类相感、天人感应。
首先，将天人感应思想与五行学说相结合，认为个体的人或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形体结构和属性功能方面与阴阳五行相似相通。(www.xing528.com)
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仲舒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只是现在依个人看来，以五行来解释天时和人事应包罗不全，是一种选择性的附和。
按照董仲舒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类似灾异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克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
董仲舒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有鉴于此，董仲舒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
其次，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董仲舒还提出了气化学说。他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仲舒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仲舒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
再次，天人感应还有以下几方面具体思想规范：
其一，“人副天数”，意指人是天的一个副本，人身体和思想有着一切天的特质，例如人有骨节，天有天数，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息怒，天有阴晴，人的一切符合天意就会过得很顺利，否则就会过得糟糕。另外阴阳还有五行也同样被董仲舒伦理化人格化。另外，天，到底是什么，其实董仲舒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天当然不是神，天更像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的概念，天是融入万事万物之中的，如此理解其实董仲舒的理论和“泛神论”更加贴合一点。
其二，“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1]这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延续。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得做自己“名下”的事，做好了，天下太平，董仲舒进一步把“名”规定为天的旨意，更加不可违抗。
其三，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于荀子或者韩非子的性恶说，董仲舒以自己的图解式世界观很自然地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圣人当然是上品，因此也必须做他们“名下”的事情，普通人是中下之品，需要得到圣人的教化而后再做不同的事情。
天人感应思想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政治功用在于促成大一统的实现：天下大众应首先一统于“天”，其次一统于“君”。董仲舒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12]。汉朝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备。它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又体现为绝对的君权。这就要求无限提高君权，神化君威。传统道德承担了这一使命，使尽忠于君王成为臣民首要的道德义务，并给予神学的论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论证。
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同时指出统治者要遵从天的旨意，天下方可大治，所以他并非一心要维护所谓的封建统治。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命”通过祥瑞灾异显现出来，褒奖或警告君主和大臣，有时能传达改朝换代的天意。这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监督政府、批评君主的作用。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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