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尘暴灾害历史及特大暴风的回顾

沙尘暴灾害指由于强风将地面大量尘沙吹起，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00米的天气现象。水平能见度小于500米为强沙尘暴，水平能见度小于50米为特强沙尘暴。沙尘暴是干旱地区特有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强风摧毁建筑物、树木等，甚至造成人畜伤亡；流沙埋没农田、渠道、村舍、草场等，使北方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沙尘中的有害物及沙尘颗粒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恶劣的能见度影响交通运输，并间接引发交通事故。

近年来，我国北方频繁出现的沙尘暴天气，给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及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1998—2002年，我国西北地区因沙尘暴死亡失踪的人数超过200人。同时，沙尘暴还会造成大气污染和表土流失。降尘大大增加了大气固态污染物的浓度，给其覆盖地区的大气环境、土壤、农业生产等造成了长期的、潜在的危害。特别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微薄的表土被刮走后，贫瘠的土地将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逐年加重的沙尘暴灾害日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沙尘暴的形成原因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方面：已知的自然原因主要是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尤其是气温和降水量的周期变化；而人口膨胀导致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量砍伐森林、过度开垦土地，使得裸露的土地很容易被大风卷起形成沙尘暴甚至强沙尘暴。

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有一条连绵分布的沙漠化弧形地带。其中，沙漠化现象较严重的是：西北乌鞘岭、贺兰山以东；中蒙边界以南；华北的长城以北；东北的嫩江下游和白城以西地区。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根据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五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截至2014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16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7.20%；全国沙化土地面积172.1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17.93%。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象灾害（如持续干旱等）频繁发生，对植被建设和恢复影响甚大。人为活动对荒漠植被的负面影响远未消除，超载放牧、盲目开垦、滥采滥挖和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等破坏植被行为依然存在。上述情况表明，“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问题仍是当前我国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因素，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的重点和难点”^[29]。

沙漠面积的扩展和气候日益干旱使得我国北方地区成为中亚沙尘暴的重要组成区域；而我国北方又有四大沙尘源区，其中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是最强的沙尘暴策源地。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春季常发生的主要气象灾害之一。

1983年4月27日，内蒙古中西部出现强沙暴，呼和浩特市天空一片橙黄，能见度在百米之内。风过之处，吹断电杆，通信中断，火车停驰，尤其是鄂托克前旗，更是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3万多头牲畜被风沙掩埋，跑散丢失牲畜10万多头，沙埋或吹坏水井5000多眼。

1993年5月5日，来自西伯利亚的特强沙尘暴袭击了中国西北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4省区在内的广大区域，这是自1927年以来最强的一次特大沙尘暴天气过程。当时，风力一般6～7级、局部达9～10级，瞬间最大风力达12级，最低能见度接近零，风沙形成的沙尘暴壁高达300～400米。据统计，这次强沙暴造成85人死亡，31人失踪，264人受重伤，4省区受灾农作物560万亩，死亡和丢失牲畜12万头（只），多处公路、铁路运输中断，各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亿多元，其破坏力丝毫不亚于一场地震或大水灾。

1993—2000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连续7年20次发生沙尘暴，2000年3月26日，沙尘暴在阿拉善盟巴彦浩特最大风速10米/秒，空气中含尘量是该地区历年来平均值的746倍。在北京，2000年春天12次出现沙尘天气，2001年1月至5月，出现了18次，出现次数之多，强度之大，是近50年所少有的。西安、沈阳等绝大多数北方城市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沙尘暴袭击。而且，近年春天的沙尘暴甚至影响到江淮地区，上海、南京等地降了泥雨。

2006年4月12日晚20点06分，从乌鲁木齐发车的T70列车，因沙尘暴晚点近33小时后，终于驶入了北京西站。4月9日晚7点许，该列车行至新疆东部小草湖到红层之间时，遭遇特大沙尘暴，沙尘暴卷起的沙石将车体运行方向左侧窗户玻璃全部损坏，车上700余名旅客和乘务人员与沙尘暴几乎搏斗了24小时，值得庆幸的是，在乘务人员和旅客的全力协同努力下，没有一人受伤，也无旅客财物丢失。事后，其中一节车厢竟然扫出30桶沙石。

过去，沙尘暴主要发生在春季，而现在即使冬天也出现扬沙和沙尘暴天气。2001年冬天，一些地区出现的“黄雪”便是一例。一时间，沙尘暴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如何避免出现美国20世纪30年代黑风暴式的悲剧，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释】

[1]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8页。

[2]张家诚等著：《中国气象洪涝海洋灾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3]林年丰、杨洁：《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环境演变与荒漠化的成因》，《地理科学》2001年第1期。

[4]（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226），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31页。

[5]（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6]水利部治淮委员会防汛办公室：《淮河流域“75.8”特大暴雨简介》，《水文》1981年第4期。

[7]明嘉靖十四年《广东通志稿》卷37《祥异》，转引自乔盛西、唐文雅：《广州地区旧志气候史料汇编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8]刘少群等：《广东冷冻灾害及其防抗救灾的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集成》，《广东农业科学》2011年第7期。

[9]郭太平：《两千多年来山西主要气象灾害浅析》，《山西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0]关颖慧等：《2012年我国气象灾害特征分析》，《自然灾害学报》2014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1]李香颜：《洪水灾害风险分析及其对农作物的影响评估技术研究》，河南农业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12]《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9/19/content_5431299.htm。

[13]蒋运志等：《关于城市气象灾害的几点思考》，《第33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S10城市、降水与雾霾——第五届城市气象论坛》论文集，2016年。

[14]黄舍骄：《蔓延非洲的一场大干旱》，《世界知识》1984年第6期。

[15]曾国安：《灾害保障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16]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年第2期。

[17]山仑、黄占斌、张岁歧：《节水农业》，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2页。

[18]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

[19]（唐）房玄龄：《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91页。

[20]（唐）房玄龄：《晋书》卷62《刘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0页。

[21]李世光：《黄河断流的启示——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雪线上升的思考》，《青海科技》2014年第1期。

[22]《黄河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治黄科技信息》2019年第5期。

[23]《天气灾害大事件第26期：热带气旋“纳尔吉斯”重创缅甸》，中国天气网，http：//www.weather.com.cn/zt/kpzt/858835.shtml。

[24]冯涛等：《近年来关于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和台风活动的气候学研究进展》，《大气科学》2013年第2期。

[25]《新中国防汛抗旱大事记（1949—1989）》，《中国防汛抗旱》2009年第S1期。

[26]蔡志欢、张桂莲：《水稻低温冷害研究进展》，《作物研究》2018年第3期。

[27]《云南遭受严重低温霜冻灾害》，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2000-1-25/26/16629.html。

[2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29]《第五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方网站，2015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