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寄托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意是作家的主观情感，象为诗中的物象。意象是经过作家情感、思想、审美情趣整合而成的对客观事物“筛选过滤”和“加工”后的艺术品。意象既是诗的载体，又是诗的精华。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3]足见意象于诗之意义。“‘意象’一词是中国诗学史中最具特征性的术语之一。尽管在古代诗评中使用得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但它却渗透在诗人的血肉灵魂之中，渗透在他们感觉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特性智慧之中，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本能’。”[4]意象的本体是客观存在或主观构想的物象，但意象的实质要反映观念和意识。由于诗人文化背景、生活际遇、学识水平、审美情感的差异和变化，决定了诗作中物象相对稳定、意象灵动，单一物象能构造多元意象的规律，这极有利于诗人们更凝练、更生动灵活地表达出各自丰富而深厚的情感。
《盐井》的诗眼即诗题。全诗以盐（井）为主线构建逻辑结构，布置意象结体。起首两句自然地组织起全诗第一组对比鲜明的物象组合意象“卤中白草木”与“官盐青烟”。盐（井）的一边是泛白的草木，另一边是冒着青烟的官办盐场，以盐为“引子”布景开篇。以下“官作”六句合理搭配了“官作盐饩、官作盐程”与“盐工们榾榾汲井煮盐、连连出车运盐”，“贪吏强压公斗三百钱、奸商转手私营每斛六千钱”两组人、物组合之象，记述盐的管理、生产、销售环节，情绪渐趋激烈，议论呼之欲出。最后四句中，对列着一组典型的人象（相）和一组悲凉的社会象（相），“不肯止足的君子”与“悲苦喧阗的小人”，“孤单叹嗟的诗人”与“无动于衷的自然物（天）理”，使全诗自物及景达人，逐层推进，终以反语升华主题：是诗人对艰辛穷苦百姓的无限悲悯，对贪官奸商的无情控诉，乃至对“物理”的质疑。
全诗组合了真实、丰满、生动的意象结体，即组织自然的物象、合理搭配的人物组合之象、鲜明对立的人象（相）和社会象（相），和谐有序，使《盐井》呈现唐衰之际西北穷乡僻壤里独特珍贵的官营盐场手工业经济“图经”[5]，浓缩了诗圣忧民济世的心志和情怀。
在这一幅珍贵的唐代盐业图轴中：白茫茫的旷野是背景，其间的草木是静景，其上的青烟是动景，这一组黑白对比鲜明的冬景底色，正是当时唐王朝的社会写照。草木在下，青烟在上，一白一黑，暗示着（当地）人民的凄苦清贫，善良质朴，被压制、被束缚却孤立无助；亦在揭批官吏（府）的霸道黑暗，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遮云蔽日，无法无天。
以赋开篇，以盐为主题。草木、青烟皆为明象，乱世苦民，苛政贪官俱是暗象。草木受到自然卤气的熏渍泛白，在青烟中更白，象外之意是人民困苦，一方面是因为土地贫瘠，另一方面是因为政苛官贪。实物缺乏，为了求生，人民只能蜂入官办盐场去做苦工，故为下文“官作”六句盐业的管理，食盐的生产、销售做了铺垫，构建出广阔的自然社会大图景。
“官作”六句是全诗最富有血肉、最丰满、最具有现实感和动感的写实部分。官营盐坊凭借给盐工微薄的报酬，逼迫他们完成紧迫、繁重的产盐工作任务，于是便出现了疲惫悲苦的盐工们长年累月用力汲井煮盐，夜以继日装卸运盐的影像。“官作盐饩、盐程”决定了盐工劳作的被压榨、受剥削，艰辛备尝。“汲井、煮盐、出车”与“官饩、官程”紧密联系，前者呈动态，后者呈静态，人像组合典型突出，鲜明对立，是现象上“丑陋”的穷苦人民和本质丑陋的贪官污吏共同维系着青烟满川、规模宏大的官办盐井产业。从而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特征，以有形之象，寄无形之象，照应主题：盐工们迫于生计，受苦谋生，创造财富，官吏依仗钱势，安逸舒适，坐享其成。从而自然地引出七八两句中官商进一步勾结剥削盐户和广大人民的惨象。(www.xing528.com)
“三百钱的公斗”“六千钱的转斛”分别操控于官商之手。盐工们的血汗，任由他们一再易手，充实了府库，养肥了官差，连带窃入了奸商的腰包。至为可悲的是百姓的血汗却从根本上反过来成了官商勾结剥削百姓的资本，盐井的民生效果大打折扣。此处给读者留下非常深邃广阔的暗象推理空间，在看似平常的贸易现象背后，是血泪斑斑的苦难和利欲熏心的贪婪。
“不肯止足的君子”和“悲苦喧阗的小人”是对比极为明显的一组人象。虽不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木三分，却也是一针见血，刺破了弥天青烟，暴露出残酷的社会真相。有势有钱的“君子们”（官商）是“有位之人”，他们一向以开导群氓的圣贤自居，标榜“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6]，“君子周急不健富”[7]，劝人行事应该规矩，莫可过分，不要贪心且心存仁慈。但自己实质则是高视阔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8]的伪君子。他们举足之间关乎民命，是“鬼神掌着生死权”[9]。诗人一面劝诫他们千万要知足知止，同时也是在无情地嘲讽，因为残酷的现实是平民百姓哭声振天，已到悲苦欲绝的地步了。
此时的诗人孤单地在寒风中驻足长叹，发不平之鸣。而他的四周似乎所有的“君子们”都露出狰狞的面目，群起攻之，异口同声地口诛诗人：人伦天理就是这样，你一个穷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一位真正的仁人君子与人民同列，替人民说了几句公道的大实话，因为刺贪刺虐，刺到要害，便招致整个小人当道的贪虐特权阶层的诘责。然而，何谓物（天）理？百姓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0]。这里蕴含的感情不仅是诗人对穷困已极的人民的无限爱悯，更有对伴随民困而日趋蹇涩的大唐国运的不尽忧虑，甚至是对天理的怀疑。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于此处解说颇好：“虽说物情争利，本极自然，不足嗟叹，其实这就是诗人莫大的嗟叹了。”[11]陈先生之说，其义可谓深矣。
现在，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为何围绕盐井发出近乎自然的嗟叹？诗人何以能有如此深长透辟的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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