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东部渭水、西汉水流域是华夏始祖的发祥地。《遁甲开山图》载：仇池山“太昊之治，伏羲生处”。《路史》亦载：伏羲“生于仇池，长于成纪”。据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对西汉水上游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序列之完整，是过去没有想到的”，“可以说是研究聚落考古的宝地”。[1]他们把这一区域的文化遗存归纳为：仰韶早期的8处，仰韶中期的21处，仰韶晚期的57处。其中在盐官镇黑土崖采集到大地湾一期和半坡类型的陶片，经碳14测定，距今7350年—7800年，比仰韶早期还早。[2]现在，史学界公认伏羲、女娲为同时代人。这些文化遗存的发现证明，西礼两县同属于与大地湾并存的伏羲文化圈。同时，以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为标志，证明这一带还是秦文化的发祥地，是秦早期都邑所在地。调查中发现周秦文化遗址37处，其中西和县境内3处。长道镇龙八村、石堡乡苏家团庄、西峪乡西峪坪伏羲文化和秦早期文化共同奠定了这块地区在华夏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她就是这一地区文化的源头。
调查中还发现，这一地区与周秦遗址并存的寺洼文化遗址多达25处（还有龙山文化、案板沟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存多处），其类型为1982年发现的西和县蒿林乡缆桥遗址类。大体以铁笼山—横岭山为界，以南为戎、氐人的生活区，以北为嬴秦人的生活区。其间从铁笼山到大堡子山长达20多公里的范围内，周秦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呈交错分布状，说明这里是秦戎争夺的区域。
嬴秦是东夷部族中的一支，他们西迁到西汉水上游后，硬是在西戎的占据区为自己夺得了一块地盘。如果从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算起，到秦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3]，嬴秦人在西汉水上游活动达300年之久。必须指出，嬴秦人具有东方部族的文化特征，他们“坚信自己是华夏文明从血缘族系到权力中心均为一元化总体制中的正宗后裔”，“不论处境如何，总是以华夏文明的政治代表中原王朝为依托，归属中原王朝，在王朝中任职，充当中央王朝与西北诸族相连接的纽带”[4]。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嬴秦人在西汉水上游占据这块地盘，到春秋中期逐渐强大直至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其所坚守、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文化，是同商周时代就已定型了的华夏文化一脉相承的。西礼两县虽是西北深山的蕞尔之地，但在华夏文明由“邦国文明”走向“帝国文明”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嬴秦民族是一个心胸开阔、志向远大的民族，在其文化和性格的潜意识中，既有以国家公利为目的的志气、豪气和霸气这样刚烈的一面，也有追求进步、包容好学的柔性一面。他们西迁后，忠贞服务夏商，诚心归顺周朝，吸收了夏商周文化，又在和戎、氐民族的长期相处中，习染了戎、氐文化因素，养成了他们英勇果敢、奋发向上、坚韧不拔、习武好斗的性格。他们东进图强称霸后，把这一基因遗传给了仍世代居住在祖邑之地的子孙们。(www.xing528.com)
此外，陇南自古就是陕甘川青四省交汇地，祁山古道是西礼两县对外交往的主干道，1935年西安至成都的公路开通后，这条道才逐渐衰微直至消失。唐末这一带被吐谷浑占领，明初吐谷浑被赶走，又从其他地方迁入了大量移民，至今仍有不少人说其祖上是从山西、四川大槐树移来的。正如此，巴蜀文化在这一带影响甚巨。其次，鲜卑族拓跋部崛起、建立北魏王朝后，孝文帝时带头改汉姓、着胡服、崇尚佛教，一时佛教大兴，建起了法镜寺、八峰崖石窟、佛孔寺等石窟。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氐人杨茂搜始建仇池国，传7代76年。东晋太元十年（385年）杨定重建后仇池国，传5代58年。前、后仇池国历134年，西礼两县是其腹地。从南宋初开始，这一带成为抗金的主要战场。南宋末，元军铁骑接踵而至，把这一带当作伐蜀、灭宋基地，于端平三年（1236年）设军民元帅府，比蒙古人灭宋开国早43年。
以上分析说明，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和，其坚守、传承的主流文化厚重，习染、融合的外来文化主线清晰，以致这一代至今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语言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这种文化上的同根同源和民众对其自身文化的一致认同，是根植在心灵、流淌在血液中的，如同双巨大的手，将两县人民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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