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东部的秦早期文明，据《史记》可从商末的秦先祖中潏之世算起至前763年秦文公迁都关中止。计300多年。考古发掘表明，时代最早不超过西周中期偏晚的甘谷毛家坪秦文化遗存为其源头之一，其中陶器组合与器形同周文化有关。[62]最新在清水县李崖遗址发掘的时代主要集中于西周中期的10多座早期秦文化墓葬，随葬陶器在不同器物上表现出浓厚的商文化和周文化因素。[63]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呈中字型与中原殷商文化有密切关系。从已发表的礼县两秦公壶、四秦公鼎、两秦公簋的器形图片和铭文拓片分析，诸器虽然有春秋秦青铜文化的特色，但总体上仍保持着周季作风。[64]从铭文书体上看大抵属于籀文，但“籀文实际上只是西周晚期的一种趋于规矩化的文字，是当时金文的一种书写风格，字体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和发展”[65]。事实上，仅就目前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的商周考古成果来看，秦早期文明的主体成分是商周文化，是显而易见的。[66]若从文化学的视角观照《秦风》之《车邻》《驷驖》《小戎》等秦国初期的文学名篇，则其总体上蕴含有浓郁的商周文化传统和礼乐文明风貌亦甚是鲜明。
《礼记》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徒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祠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秦国位居诸侯，却以天子之礼祭祀远祖少嗥白帝，司马迁认为这是秦对礼法的僭越，但秦的奉祀对象仍是宗周文化中传统的天与上帝。当然这也充分暴露了秦襄公始国伊始，觊觎天子尊号的野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之赵坪墓区贵族墓M2随葬七鼎六簋，[67]估计被盗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在丧葬规格上很有可能违背“礼藏于器”的礼制。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按：M2全长88米、M3全长115米）坐西朝东，车马辕东舆西（按：车马坑K1全长36.5米），和关中秦墓风格一致。[68]“秦人屈肢葬、西首墓等葬俗，显然是秦人受西戎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农业定居与随葬礼仪等又是秦人生活‘周式化’的反映。”[69]“秦之政治文化皆自用而不徇人，主今而不师古”[70]，秦早期文明蕴含着浓厚的功利色彩和实用进取的精神异常突出。还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秦早期文明及其所属秦人族群，必是要分层分类研究的。这里所说秦早期文明不论是从历史学还是从考古学上的意义而言，主要族属是特指嬴姓的秦人统治阶层。
事实上，如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的秦贵族墓葬坐西朝东，车马辕东舆西，陵墓规模状观宏大的葬俗的特征，让人直接感受到的是秦之能够封侯建国的实力与气势。表面看是秦国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不甘示弱、好大喜功的“贵族”心态与气质。而其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则是，嬴秦贵族具有以东方为族源故地的强烈民族观念，秦人先世从西迁的开始就坚守“中华为本位”，自认为是颛顼之后，少昊苗裔，虽经政治上的历次打击，但始终百折不挠，从不认为自己是平民阶层，即在失姓亡祀的艰难岁月，他们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没落而复兴有望的贵族，故先要“蒙赵城，姓赵氏”，最终命秦氏复兴以至建国。早期秦文化的内核或者说基因，就是固有的商文化传统和秦后来所大力学习继承的周文化。正是这种对中华主体传统文化的认同、向往与回归，一直激发着秦人奋发图强。在其建国的关键时段，这种武力至尚，东向经营，蚕食周土、进而回归中华的愿望就表现得异常突出，于是这种现实的志向和要求，也就深深地寄托于事死如生的地下王国世界。
秦民族源于东方的民族情结，秦早期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尊崇，这种深层次文化心理层面的“东方因素”，从根本上孕育出秦东向经营的发展方略，并成为其建国和500多年不断东向发展壮大的基本国策，这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封侯建国，是秦梦寐以求的夙愿和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东向经营，则作为主要形成于秦襄公时代的秦族一以贯之、奉为圭臬的发展方略和基本国策，作为重要的政治外交谋略和军事战略无疑对秦的建国和发展壮大起了正确而有效的指导作用。而其渊源和流变、确立与实施，不仅是秦不断开拓，积极进取，尚武谋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秦早期特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更是秦早期文化深厚的“中华传统”内动因素使然。
综上所述，来自东方的秦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西迁后，于西周末期崛起于西垂。其继承商周传统，以中华为本位，百折不饶，开拓进取，在艰难的政治流亡和严酷的民族武力斗争中，实现了民族复兴，创业建国，东向图强，在秦国发展史上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篇章，可谓五百六十九年秦史的基点。[71]秦在西方的雄起，对当时及后来整个中国历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之始国和渐次东进，逐步实现了中华西部的统一，遏制了西戎“侵暴中国”的局面，与东方齐、晋诸国一道保护了中原先进的宗周文明，使中原地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区，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基础。“秦国在西方驱逐戎狄，用武力恢复宗周旧地，保卫华夏的西翼，使齐晋两霸国得专力对楚。这个作用也是必须重视的。……秦文化对更落后的戎人，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72]秦早期文化中形成的戎化风格，秦对西戎各部的武力征伐而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其结局即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一点自然更不能被忽视。
附：本文第二部分内容和第三节内容多出于作者大学毕业论文《论秦始国之际的东向经营》。该文写作曾得雍际春、祝中熹、康世荣诸师悉心指导，仅此深表感念！本文是数年前应某编辑之约增改之“长文”，今忝列本辑文史资料，敬祈大家教正。
作者简介：独小川，男，汉族，甘肃礼县人，礼县文物局副局长，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理事，祁山文化促进会会员。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秦早期历史、三国史、文化遗产保护、关陇地方文化及历史地理，兼涉古典文学创作，撰有文稿十多篇。
【注释】
[1]《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及三家注；参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史学方法导论》第103—156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
[2]秦之“西垂”是泛称今甘肃东南部，但中心在西汉水上游的今礼县地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及其“三家注”有关秦建国前后一段时间的早期部族首领、国君葬地和活动中心的记载，以及王国维《秦都邑考》中的线索；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在渭河上游甘谷县毛家坪的早期秦文化考古发掘，特别是结合1994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抢救性清理，1998、2000年礼县圆顶山春秋秦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2004年以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的考古，2006年大堡子山乐器坑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综合得出。关于西垂的范围，主要研究成果可参看徐日辉：《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西垂的中心在礼县，主要可参看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3]《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
[4]依据《史记·殷本纪》《史记·秦本纪》，并结合相关考古成果，目前研究得出秦人东来说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凡持东来说的学者大多认为秦人与商关系密切，代表性的各家观点可参看康世荣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篇章，兹不一一注出。惟林剑鸣先生所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之《秦人早期历史探索》一章最为详备，特参看其说。又李学勤先生于《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发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大发现》一文，其依据最新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献，对东来说和秦人祖先与殷商的密切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确认。简文称飞廉并未自杀，而是“东逃于商盖（奄）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并西迁商奄之民于朱圉（今甘肃甘谷县之朱圉山一带），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这进一步极好地证明了秦人东来，其善于御马，与殷商关系密切，在周初是周人的较高级奴隶“御者”等传统研究观点的正确性。
[5]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赢的起源地、族属问题》，《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1998年学术专辑。
[6]尚志儒：《早期赢秦西迁史迹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
[7]参见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8]《史记·秦本纪》；参见史党社《秦人早期历史的几个地理问题、、、以钱穆说为中心》，《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秦之“西垂”是泛称今甘肃东南部，但中心在西汉水上游的今礼县地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及其“三家注”有关秦建国前后一段时间的早期部族首领、国君葬地和活动中心的记载，以及王国维《秦都邑考》中的线索；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在渭河上游甘谷县毛家坪的早期秦文化考古发掘，特别是结合1994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抢救性清理，1998、2000年礼县圆顶山春秋秦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2004年以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的考古，2006年大堡子山乐器坑和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综合得出。关于西垂的范围，主要研究成果可参看徐日辉：《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西垂的中心在礼县，主要可参看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0]依据《史记·殷本纪》《史记·秦本纪》，并结合相关考古成果，目前研究得出秦人东来说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凡持东来说的学者大多认为秦人与商关系密切，代表性的各家观点可参看康世荣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篇章，兹不一一注出。惟林剑鸣先生所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之《秦人早期历史探索》一章最为详备，特参看其说。又李学勤先生于《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发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大发现》一文，其依据最新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献，对东来说和秦人祖先与殷商的密切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确认。简文称飞廉并未自杀，而是“东逃于商盖（奄）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并西迁商奄之民于朱圉（今甘肃甘谷县之朱圉山一带），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这进一步极好地证明了秦人东来，其善于御马，与殷商关系密切，在周初是周人的较高级奴隶“御者”等传统研究观点的正确性。
[11]《史记·秦本纪》。
[12]林剑鸣：《秦史稿》第449页，第28页，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祝中熹：《地域名“秦”说略》，《秦文化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祝中熹《早期秦史》第169—173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独小川：《陇上秦邑考辨——以〈水经注〉为依据》，《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
[13]《史记·秦本纪》。
[14]祝中熹：《地域名“秦”说略》，《秦文化论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祝中熹《早期秦史》第169—173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独小川：《陇上秦邑考辨——以〈水经注〉为依据》，《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
[15]徐日辉：《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
[16]《公羊传·僖四年》
[17]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参见王辉：《商周金文》第246—248页之《不其簋盖注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18]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丰国》，《文博》1991年第4期。
[19]《国语·郑语·桓公为司徒》《古本竹书纪年·晋·文侯》《公羊传·桓十一年》《左传·隐公元年》《史记·郑世家》；参见王雷生：《郑桓公生平事迹考实》，《人文杂志》1995年增刊第2期。
[20]《史记·周本纪》《史记·秦本纪》。
[21]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22]《尚书·文侯之命》《左传·隐公六年》《国语·晋语四·公子过郑》《国语·周语中·郑人伐滑》《国语·郑语·王室始骚》《吕氏春秋·疑似》《史记·周本纪》《史记·秦本纪》《史记·卫康叔世家》等。
[23]《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封禅书》《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匈奴列传》等。
[24]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25]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
[26]梁云、曹大志：《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吕自俭：《鸾亭山古迹新谈》，《吕自俭纪念文集》2009年编印（资料）。
[27]赵丛苍：《西山遗址考古发现五题》，《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甘肃省文物局2012年8月编印。
[28]康世荣：《祁山稽古》，《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祝中熹：《嬴秦畤祭的东方文化渊源》，载《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陈泽：《秦人早期都邑及庙畤陵墓考（下）》，载《西垂文化研究》五洲文明出版社2005年版。祝中熹：《秦国西畴地望研究述评之祁山堡篇》，《陇右文博》2017年第1期。
[29]梁云、曹大志：《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吕自俭：《鸾亭山古迹新谈》，《吕自俭纪念文集》2009年编印（资料）。
[30]独小川：《秦早期文明论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1]《史记·秦本纪》。
[32]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丰国》，《文博》1991年第4期。(www.xing528.com)
[33]于逢春：《周平王东迁非避戎乃投戎辨—兼论平王东迁的原因》，《西北史地》1983年第四期；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王雷生：《平王东迁原因新论—周平王东迁受逼于秦、晋、郑诸侯说》，《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3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8版。
[35]郭沫若：《郭沫若文集》考古编（9），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6]林剑鸣：《秦史稿》第449页，第28页，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7]张天恩：《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文博》1990年第5期。
[38]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祝中熹：《秦人早期都邑考》，《陇右文博》1996年创刊号。
[39]雍际春：《沂邑非秦都考》，《陇右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参见吴镇锋：《秦子与秦子墓考辨》，《文博》2012年第1期。自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礼县大堡子山两座被盗秦公大墓以来，关于墓主，一直在讨论。主要有秦仲与庄公，襄公夫妇，襄公与文公，文公夫妇，襄公与出子，文公与静公，文公与宪公，宪公夫妇等观点。综合看来，当以文公与静公为是。或许大堡子山并无襄公墓，而据《史记》，则其墓必在“西垂”无疑。
[41]《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
[42]王国维：《王忠悫公遗书·观堂集林·秦都邑考》。
[43]于逢春：《周平王东迁非避戎乃投戎辨—兼论平王东迁的原因》，《西北史地》1983年第四期；王玉哲：《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王雷生：《平王东迁原因新论—周平王东迁受逼于秦、晋、郑诸侯说》，《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44]《史记·秦本纪》。
[45]林剑鸣：《秦史稿》第449页，第28页，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6]徐日辉：《论秦与大地湾农业文化的关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雒江生：《秦国名考》，《文史》第三十八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
[4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345页、第3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省》卷五九《秦州》；（民国）《天水县志》卷一《地理志》。
[49]赵化成：《追述华夏文明正源·还原帝国辉煌历程》，《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29日6、7版专刊；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牛头河流域考古调查》，《国家博物馆馆刊》2010年第3期；独小川：《陇上秦邑考辨——以〈水经注〉为依据》，《辉煌雍城——全国（凤翔）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
[5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先后刊载于《文物》之2008年第9期、2009年第10期；《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复原》，《文物》2010年第10期；《甘肃马家塬战国墓马车复原（续一）》，《文物》2010年第11期；王辉：《追述华夏文明正源·还原帝国辉煌历程、、、关中天水经济区秦文化考古工作综述》，《中国文物报》2010年10月29日6、7版专刊。
[51]徐日辉：《古代西北民族“绵诸”考》，《秦州史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徐卫民：《西戎所在地域及与秦的关系论》，《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53]《史记·秦本纪》。
[5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81—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55]独小川：《秦早期文明论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56]《史记·匈奴列传》。
[57]王健：《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58]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345页、第3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9]参见吴镇锋：《秦子与秦子墓考辨》，《文博》2012年第1期。自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礼县大堡子山两座被盗秦公大墓以来，关于墓主，一直在讨论。主要有秦仲与庄公，襄公夫妇，襄公与文公，文公夫妇，襄公与出子，文公与静公，文公与宪公，宪公夫妇等观点。综合看来，当以文公与静公为是。或许大堡子山并无襄公墓，而据《史记》，则其墓必在“西垂”无疑。
[60]参见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5年。
[61]《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
[62]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
[6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8版。
[64]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65]李朝远：《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6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编著《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8版。
[6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68]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69]雍际春：《嬴秦故园》第163页及相关章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0]王国维：《观堂集林·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第31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71]《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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