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的具体作为来看，依前文所论，商代末年，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东方嬴姓中潏部族，在西周建立后，遭到重大的政治打击，被周王朝从关中西部的“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流放到更加边远的陇上“西犬丘”（在今甘肃礼县），下经飞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六代后，至大骆的庶子非子，因为王室养马成绩显著而受封为附庸，获封秦邑，从此嬴秦复兴，崭露头角。其后秦仲受封为大夫、庄公继而受封为西垂大夫，陇山以西秦族大体凡历十二世300余年，至襄公和文公初年，秦立足于西汉水上游和渭水上游的陇右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秦和西犬丘两座都邑，成为当时陇山西侧最具发展潜力的先进族群和政治集团，开创了陇右秦早期文明。[55]秦先祖保西垂，至非子为周息马，尤其是秦伐西戎，都受到中央王室天子的委任。西周末年，西戎对周王朝西土的侵扰，一直为秦所独挡，秦伐西戎，遭受了西犬丘大骆之族被戎攻灭、秦仲大夫被戎所杀的惨重损失，对周室来说，秦人保卫着其西部边陲，功勋卓著，封侯建国，势所必然。
但当时的陇右秦人活动区域分布着狄、豲、邦、冀、绵诸等西戎游牧民族，[56]秦要在这里立足生存并不断发展，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和有效的外交策略是不行的。秦崛起建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秦与西戎武力争夺和斗争的历史。秦族具有崇尚武力、不断开拓的事功精神。[57]“秦人直到春秋初叶建国年代，还是保持着丰富的有关车马生产的生活。”[58]侯外庐先生根据其对《石鼓文》中有关车马文字的考释，得出如上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不但《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驖》《小戎》诸篇可以为证，而且更典型地表现于秦国早期最高统治者的墓葬中。1994年，文物工作者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抢救性发掘了秦国诸侯级大墓，学者大多认为是春秋初年秦国早期的两位国君的墓葬，关于墓主身份分歧很大，但主要不出襄公、文公、静公等前三代国君的范围，而为文公及其子静公之墓的可能性最大[59]。总体上说是秦建国之初的国君墓葬则不成问题。特别是其中两座大型瓦刀形车马坑，其殉葬之豪奢和规模之宏大是秦建国前后车马兵器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的明证。而秦墓所出“鸱枭型”的金箔饰片更是秦人善于征战，崇尚武力的军国传统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生动反映。[60](www.xing528.com)
纵观秦居西垂尽力奋争的历史，不难发现，秦在建国前的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在积蓄力量，已经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军事实力，这种客观条件必然注定他们不满足于僻居西土，长期与戎杂处而深受中原和东方诸国蔑视的现状。[61]东向经营，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使自己“中国化”“文明化”就成为迫切而必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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