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本是一个农牧兼营的民族。秦的先世伯益即是驯养鸟兽的优秀人才，故其为舜帝“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其后又出现费昌、衡父、造父等善于驾车的能手“御者”。[44]《说文》释秦曰：“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秦之本意，据篆文作
、籀文作
，似双手持杵捣禾状，表明其地宜禾。秦地土地肥沃，一直是农业区。所以“秦人定居在这里，反映了游牧经济开始向农业经济转变。”[45]遵从“秦为禾名”的原始定义，又有学者考证出秦为黍（糜子），草谷或毛谷的结论。[46]这都是秦族作为农业民族，秦早期文明具有中原农耕文明重要成分的深刻训意。侯外庐先生认为：“‘秦’字铭文作
，象森林区域，参照《史记》所说‘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畜多息，故有土’（《秦本纪》），这个秦字是象征了游牧生活。”[47]事实是后来非子之所以能为周孝王主畜于汧渭之间，获秦地受封者，其所凭借的，正是凭借游牧民族传统下培养出的善于养马的独特本领。而另一方面，这也似乎可看成是秦族在西戎地域因与戎长期相处而“戎化”的重要成果。秦族亦农亦牧，则确切无疑。秦人具有的牧业传统及养马技能是其获得封邑而复兴的重要原因。而后来他们在关陇地区积极向周人全面借鉴学习，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则为其建国及壮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如果放眼今天的整个甘肃东南部，探索嬴秦复兴及建国初期的历史，既为秦邑所属地域之内，世传为古秦地，近1800年的大多时间基本是以“秦州”为行政建制和名称的今天水市[48]所辖渭水上游地区，截至目前的考古中，清水县牛头河流域尚未发现时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初期，与西汉水流域的礼县西山、大堡子、圆顶山级别和品位相当或略低的早期秦人遗址与墓葬，也尚未找到“立国建城”的特别重要的线索。正在积极有序开展的秦邑范围的考古工作无疑将会获得重大成果，也许只是时间问题。[49]而天水张家川县发现的马家塬战国戎人墓地，其墓葬和陪葬车辆在级别和数量在陇东南全区甚是可观，[50]这必有助于探索与秦建国及发展密切相关的秦戎民族关系问题。而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看，渭河上游的地理交通似乎要比西汉水流域优越，生态环境亦不逊色。
秦襄公时代之所以把西汉水上游的西垂（犬丘）故地作为坚实的战略后方，而不把中心转移到渭河上游的秦邑，进而似乎可以更便捷地跃进到汧渭流域去，大概原因有二：一为当时的秦国既无足够的实力去占领周平王名义上所授予而事实上为戎人占据的“岐丰之地”，襄公于其十二年伐戎至岐山，他大概死于这次战争，上文已述及。这很能说明秦戎力量的悬殊。而渭河上游的戎人势力更是一点也不弱的。《后汉书·西羌传》称：“自陇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今甘肃临洮县附近），豲（今甘肃陇西县东）、邽（今天水市秦州区）、冀（今甘肃甘谷县境）之戎。”当时天水市区为邽戎和绵诸戎所据。[51]二是西犬丘较为安全，西汉水流域作为陇右四大文明河谷之一，是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重要辐射区，更是商周文化、秦文化、寺洼文化族群集中活动的地区，开发历史悠久，考古文化谱系清楚，序列完整。最新考古证明礼县东北部西汉水上游的“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区，应该是早期秦人在“西垂”的三个中心活动区。[52]而且，根据遗存分布，我们大体推测秦襄公时代西垂的中心有可能在“雷神庙（西山）——石沟坪”的范围之内。(www.xing528.com)
清康熙二十六年刊《巩昌府志》卷二《形胜》记述礼县“虽非两边之冲要，实当四应之环中”；描述西和“西值吐谷浑青海之寨，东依白马氐黑土之雄，嶓诸险峙其前，仇池连城殿其后，丰阜龙蟠，紫金虎踞。内以屏翰秦陇，外则控扼羌戎”。可谓精当之论。同书之卷七《风俗》载，“礼县山川险阨，……业以耕种畜牧为生”；“西和古称用武之国”。就以上方志所述为切入点，综合考察今礼县东北部和西和县北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其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界域南北，土肥水美，自然条件优越，资源较富足。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牧业经济基础和传统。其地又东连关陇，西近诸羌，北界河渭，南通江汉。地理位置特殊，可谓中原经略陇右的门户。秦人在此立足发展，攻退有据，地域优势得天独厚。而今礼县东北、天水市西南有山名秦岭者，正是秦僻居西垂并以之为屏障的历史地名反映。后来，关中的（终）南山更名秦岭，那自然也是因为秦国在政治中心东迁后，基于经管疆土的统治需要，赋予其所在地域山名以民族情感和政治寓意的结果。但这个传统，确是早在襄公于西垂故地开国的时候就已有之。
然值得注意的是，建国之际的秦，已然把握了东出图强这个重要契机，局促于陇右一隅的西垂故地，自然不能适应秦国东向经营的现实政治需要。政治中心的逐步东迁就成为必然的战略抉择。礼县西汉水上游的秦早期都邑西犬丘一带虽然也是林草茂盛、土腴水丰，但地处黄土高地，河谷狭窄，处于群山环簇的西部边陲，与关中“沃野千里，八水环带”实难比匹。故被当时的东方诸国，视为戎狄，及至秦孝公时代仍是“诸侯卑秦，丑莫大焉”。[53]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认为：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形成很大的差别，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秦国百折不挠，坚持东进的历史事实，不能说与秦族早期生存环境较之关中为劣而造成的生存压力没有关系。黑格尔也说：地形条件的差别，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性格类型，从而影响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指出人类历史地理条件有三个特殊的差别，其中生长在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地和平原的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点是“好客与掠夺”；居住在“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的人主要经营农业，“在这里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大国的基础”。[54]秦作为亦农亦牧的民族，自非子为周室牧马，便以畜牧起家，其后由附庸而大夫，而诸侯，最终统一中国。如果说陇右秦早期文化还是半农半牧的话，那么至秦文公东越陇山，建都关中后，秦文化则完全呈现出以农为主、以牧为副的特征，这也就反映了嬴秦族从干燥的高山地带向广阔的平原、谷地过渡的文化地理因素。《史记·六国年表序》：“‘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西北胜东南”的历史观，其深刻内涵和合理因素，似乎可由此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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