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建国前襄公的东向和亲及当时的秦戎关系
早在秦建国6年前的襄公元年（前777年），襄公之妹缪嬴下嫁给戎族的丰王为妻，[31]而这个丰王是活动于关中周朝统治中心的丰水流域的，[32]其地与西垂可谓千里之遥。政治联姻的背后，不排除秦襄公早就想在周畿的腹地为自己寻求政治外援，以便为日后的崛起做全方位的外交准备。也足见襄公之深谋远虑。这种作法对于处在复兴阶段的秦，开拓出有利的外部发展空间，创造崛起的机遇，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我们推测，为什么当申侯联合缯侯及西戎犬戎进攻周幽王的时候，远在西垂的秦襄公似乎在第一时间就进了关中的丰、镐京地，“将兵救周，战甚力”，并因以建功。接着便理直气壮地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而受封诸侯。秦襄公固然是具有极高政治谋略、远大政治抱负和锐敏时政眼光的一代英雄，但获取这个重大的政治情报，或许正是他非常灵活地利用了秦与丰王的这重“舅甥关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周末年，秦、周、戎三者之间的关系本身是错综而微妙的。[33]根据最近的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情况，大体上礼县西汉水与渭河一大支流清水县牛头河的主干流和较大支流开阔的川原台地多分布早期秦文化，干流和较小支流河谷狭窄和险峻处，多分布寺洼（戎人）文化。西汉水以北主要分布商周秦的文化，以南多寺洼文化，但也有如礼县的西山遗址，清水县的李崖遗址有周秦与寺洼文化并存的现象。[34]依据考古学材料，我们推测建国之际的秦与西戎各族保持时战时和、互为攻守的复杂而微妙关系当是大抵不错的。
当秦未壮大之时，秦戎关系相对缓和，当秦在政治上不断得到周的大力支持并必须讨伐戎人，以维护周的统治，且方可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时候，秦与戎人的冲突必然是极为激烈的。非子之后秦仲被戎所杀、周宣王给秦庄公兄弟五人“以兵七千人”的强大军事力量，最终大破西戎，并收复祖先故地西犬丘，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这时，秦是西戎畏服的西方重要政敌，西戎大概是一时收敛了其反复无常、多疑易叛的民族本性的。故秦庄公自大败西戎后任西垂大夫的44年，文献记述戎事不多。而当襄公即位后，在西周灭亡，周、戎、秦关系错综交织的情况下，深谙权术，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周平王，分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西之地”，但是却强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也就是说，只有秦战败戎人，夺取被戎侵夺的周朝领土并据为己有，秦国的诸侯名分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然就秦襄公嫁妹于戎族丰王这件政治大事本身而言，极类似于后来汉初与匈奴的和亲，当时的秦或多或少也有无奈之处。而深层次反映的正是当时秦戎力量悬殊的事实。但当秦建国后的第4年（即襄公十二年，前766年），秦襄公讨伐戎人至关中岐山，史书中便不见有关丰王的记载，也就谈不上犒军、援助之类的事了，他们或是保持中立，没有抵制和对抗秦的东进就已不错。也许这便是襄公嫁妹的和亲外交收到的较好成效。当然戎族丰国在西周倾覆的大动乱中亡国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史书缺载，实情已不得而知。
2.汧邑的存在及其对秦国东向的军事价值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在《秦本纪》“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下的注文中，先采信《括地志》：“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然后补充了《帝王世纪》：“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的说法，认为秦襄公二年，襄公曾将秦国的都邑由西垂（犬丘）迁至关中西部的“汧邑”。郭沫若依据其对石鼓文的研究认为“汧源乃秦襄公旧都”[35]。林剑鸣先生接受了这个观点：襄公“迁都汧邑，节节向东逼近”[36]。后来，张天恩先生依据1979年以来在陕西陇县东南乡边家庄村先后5次发现的33座春秋秦墓及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指出，陇县东南三里的磨儿塬春秋古城即是襄公二年所迁居的汧邑，边家庄墓地为该城秦贵族大夫级墓地。[37]关于汧邑非秦都，李零和祝中熹先生先后做了详细的考辨，他们认为襄公迁都于汧乃子虚乌有，祝先生还明确指出当为文公迁汧。[38]指误甚准，兹不赘载。近年，雍际春先生进一步研究后认为，汧邑“非秦都”，“但我们并不否认汧邑是一座自西周后期由秦人所建的城邑”，“为非子及其后代牧马驻地和所筑城邑”。[39]其说甚是。
细究起来，“襄公迁汧”所涉时间，即在襄公执政之初，秦建国前至为重要的发展阶段。襄公果真“迁都”于汧的话，着眼其客观上所处关中通往西垂的战略冲要地位，结合秦后来东进勤王建国，建国初年伐戎东略，收复赐封土地的事实假设一番，汧为“都邑”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和作为政治中心方面的重要性，的确比西垂更为突出。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则礼县的考古已为铁证。二则《秦本纪》明确说襄公二年至三年的大事是：“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作为庄公“长男”的世父，宣誓一定要杀死戎王以报戎杀其祖秦仲之仇，并把西垂大夫的继承权让给其弟襄公，当戎人围攻犬丘时，也是他主动领兵出击，反而自己被戎人俘虏。这就暗示，在当时戎人势力正炽盛的时候，作为秦人最高统领和秦西垂大夫既定权力继承人的秦襄公，必然是在西垂的犬丘城内组织一场严酷的大规模抵御戎人的战争。他没有精力更不会冒然地长途跋涉数百里，而舍弃当时嬴秦在陇右最重要的发祥基地和政治中心西犬丘，深入戎人势力猖獗的关中西部汧水流域去，并在那里建都。而世父的让权恰好说明，已先后经历了“犬丘大骆之族被西戎攻灭”“秦仲为戎所杀”这两大血的事实与教训的秦人，在宗法时代的大背景下，从最根本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必定对其部族领袖的个人安全极度重视。这对于处于重要发展阶段的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事，秦襄公本人也自然会慎之又慎地处理这些“与祀与戎”都有关的“国之大事”。司马迁《秦本纪》只字未提这些大事，唯一的原因，就是根本无所谓“”这件事。
如果我们对陇县边家庄春秋秦贵族墓地和磨儿塬春秋古城持严谨慎重态度，诚如雍际春先生的判断，我们进一步认为汧邑大抵当为秦人在西周和春秋初年，修筑于陇山东侧入关中的一座具有生活和军事双重功能的城池，既作居民据点，又补给军需，休整军队，为军事上东向进攻的桥头堡和战略收缩的根据地。今以观之，汧水流域堪称历史上关陇古道的要冲，汧邑在当时的存在不容忽视。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汧邑对往返于关中和陇右的秦人来说，其价值不亚于陇山西侧的秦邑。从这个角度考虑，汧邑作为一个临时性军事城池，为非子至秦襄公乃至秦文公及其后的某一位秦初首领或国君所筑的可能性都有，但不一定非得就是襄公，而且甚至说襄公二年。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得靠考古学确证。事实上汧邑是否一定是襄公时代就已存在，并不重要。最关键是，其同秦邑一样，作为秦人翻越陇山，往返于西垂与关中之间的两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无疑对秦东向发展和西归固守极具军事地理价值，乃至对历史上关陇古道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www.xing528.com)
3.秦襄公建国后立足西垂东伐戎人及秦国势的东向
仔细再读《秦本纪》：“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畴。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显然，襄公之世，秦国的都邑一直在西垂（犬丘）。所谓襄公“伐戎而至岐”，其前提必然是受封后的秦襄公回到西垂，先稳定后方，接着兴兵振旅，再去有计划地东进征讨戎人，以兑现周平王赐秦“岐西之地”的政治许诺，名正言顺地恢复宗周的旧地，使秦国真正拥有天子授予的疆土，壮大秦的实力。《秦风·驷驖》：秦襄公“备其甲兵，以讨西戎”，“备”字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从前770年襄公建国至前766年襄公死，秦以在西垂的都邑西犬丘为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军事战略的侧重，首先就是要考虑全力固守好这块祖宗复兴之地。上文所述襄公开国筑城、营造宫殿、祭天受命即是明证。在此基础上，秦才有东向进攻戎人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新生的秦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大动干戈，盲目冒进地去消灭劲敌西戎。秦襄公立国四年后东进伐戎至岐，他大概也是因为这场大战而死，基于秦国一时难以在关中立足，西垂故都安全而稳固的现实考虑，秦襄公生前即建陵墓于西垂，故《始皇本纪》引《秦纪》说襄公还“葬西垂”，关于襄公之墓，相信礼县地区的早期秦文化考古最终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40]
再联系到继位的秦文公于其元年“居西垂宫”，三年后，文公才从西垂出发开始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等大事，秦国初期，基于巩固新建政权的现实需要和戎势强大的客观背景，对于犬丘以东、岐山以西地区的经营，其基本上采取立足西垂，徐图东进的战略，在没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之前，是不宜贸然去和西戎大规模军事较量的。襄公若战死，那便是最惨痛的明证与教训。
关于秦襄公建国后东向伐戎的军事路线，依据《秦本纪》和上文所述，联系目前陇右和关中西部秦人早期主要活动中心地区的考古文化遗迹，综合看来，大体推断为：秦襄公率军从西汉水上游北上渭河上游，过秦邑，然后翻越陇山，到达汧水流域（过汧邑），再沿汧水南下，进而东向，“伐戎而至岐”。他死后，秦国的开拓大业一时受挫。但时间不长就转败为胜，进而走出了更为广阔的东向创业之路，孕育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公元前762年，秦文公自西垂迁都汧渭之会，前750年，大败戎人，真正取得岐西之地，在关中站稳脚跟，秦襄公开创的东进大业，可以说在文公50年的开拓时代，才打拼出一个有利的局面来。随后秦国逐步发展壮大。前714年，秦宪公徙都平阳，讨伐荡社。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城。前623年，秦穆公大败西戎，秦遂称霸。前383年，秦献公徙都栎阳，东向大败三晋，遂以称“伯”。前359年，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以改革强大。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其经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而至秦王政120余年，秦终以不断东向图强而横扫六合，翦除群雄，统一中华，建立秦朝，开创伟业。[41]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指出：“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处，与宗周、春秋、战国三期相当。曰西垂，曰犬丘，曰秦，其地皆在陇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国也；曰汧渭之会，曰平阳，曰雍，皆在汉右扶风境，此周室东迁，秦以岐西地所都邑也；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皆在泾渭下游，此战国以后秦东略时之都邑也。观其都邑，而其国势从可知矣。”[42]王氏所谓国势，正是遍考秦自“兴邑于西垂”后渐次东进、由弱而强史实后的精妙之论。
沿这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回溯，以望其源头：秦襄公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于是乎“秦人步步进逼，威胁宗周，迫周东迁”，“周平王受逼于秦，晋、郑诸国”，最终因“避秦而投戎”。[43]周室东迁、建国之际的秦，羽翼将丰，跃跃欲试了，实质上对周室是不屑一顾的，周平王赐秦襄公“岐以西之地”，大概也是日薄西山的周王朝对秦因借“屏藩王室”伐戎而形成的不断东向，趋于渗透关中、蚕食周土的无奈默认。这就使其东扩战略在维护宗法制度的政治符徽下显得名正言顺，秦襄公政治正名的权术可谓相当高明。秦以是崛起，赓续壮大，创建不朽大业。其力量渊源，尤足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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