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看来，三代之时的嬴姓部落，经夏末商初、商代末年、周成王即位之际三次大规模西迁，[6]先是“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随商人西迁中原，当商代末年，在商周鼎革的关键时期到达关陇地区，大体中潏及其族人本是关中腹地的今西安市附近的潏水一带活动，所谓“在西戎”，为商朝“保西垂”（西部边疆）的。[7]此时亲商的嬴姓秦人祖先势必成为周族开拓领地的重大障碍，无疑是遭到周族戒备和打击的。或许在周兴商衰的重大现实政治背景下，因为中潏娘舅是申戎骊山氏，骊山氏又和周有密切姻亲关系的缘故，所以中潏又“以亲故归周”，新兴的周朝派（实质上是驱逐）他们到更远的陇山之西的西戎活动区域去，为西周继续“保西垂”，而且“西垂以其故和睦”[8]。这时的西垂当指陇右。大体上说就是今天甘肃东南部的西汉水上游和渭河上游地区，至少包括今天陇南市的礼县东北部、西和县北部，天水市的武山县、甘谷县、秦州区、秦安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清水县、麦积区等广大地域。而西垂的中心亦即西犬丘则在礼县东北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9]
在周初，西迁的秦人祖先既与衰亡的殷商关系密切，又因为商末中潏之子飞廉、飞廉之子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而遭到周人更严厉的政治打击。《秦本纪》说，“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为纣王石北方”的飞廉，得到上天的暗示：“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自杀后葬于山西霍太山。周成王即位之初，《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周公东征，平定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居于东方的嬴姓部落大体在这时又一次遭到流放西垂的沉重政治打击，他们和居于西垂的恶来后人汇合，沦落为周的奴隶，且为周抵御西戎，[10]这时，他们“失姓断祀”，过着没落贵族的流亡生活。
飞廉的另一个儿子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因为“善御幸于周穆王”，并为穆王求得名马，助其平定徐偃王的叛乱，受封于山西赵城，“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而被流放西垂（西犬丘）的恶来一族的后人，所谓“恶来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11]。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支衰落的嬴姓“显贵”，为了族群的继续生存，于是便寻求政治上的庇护，冒充同宗的造父一族而称“赵氏”，等待时机，以求复兴。(www.xing528.com)
是故秦人先祖以东方为族源故地的强烈民族观念，在一定意义上使其对夏、商、周为主体的政权与文明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宿感，而这种深层次的民族情感促生的强大精神动力，一直鼓舞着西垂嬴氏部族不屈不饶、奋勇向前，以致其后来复兴、建国，终以东向图强，创建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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