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记载的东夷部族“使四鸟、虎豹熊罴”的文化传统，在《尚书·尧典》中也有类似记载，但《尧典》中记载的“朱虎熊罴”，则直接与秦人先祖伯益有关。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42]
帝舜召集群臣推选掌管山泽林木鸟兽的虞官，大家一致推选伯益，证明伯益确实具有调驯鸟兽的才能，人所共知。而伯益又谦让于“朱虎熊罴”，又证明朱虎熊罴也具有这个能力，但不及伯益。最后帝舜让伯益与朱虎熊罴一起负责这项工作，实际上是让朱虎熊罴充当伯益的助手。但历来对于“朱虎熊罴”的理解存在分歧，以《孔传》为主的一种意见认为是两个人，即《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的“高辛氏才子八人”中的伯虎和仲熊，孙星衍据《左传》和《古今人表》认为是四个人。[43]《史记》也记载：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舜举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羲，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乎外成。[44]
可见“伯虎、仲熊”说似乎成为历史定论。但顾颉刚与杨宽先生则认为“朱虎熊罴”就是指神异动物，并引《山海经》为证：
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罴、文虎、离朱、丘久、视肉。（《海外北经》）。[45](www.xing528.com)
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海外南经》）。[46]
据此，杨宽认为朱虎熊罴之“朱”即“离朱”，也称“离娄”，并引郭注“今图作赤鸟”，认为就是一种代表日神、火神之赤鸟，或为《淮南子》所云日中之“踆鸟”。同时又指出“益”即玄鸟，也即凤。从而指出，《尧典》中帝舜与群臣推举虞官之事，不过是一幕有趣的神话故事罢了。凤凰为东方民族崇拜之神鸟，又是鸟兽之长，故上帝命其治理鸟兽。在东方神话中，鸟之地位较兽为高，所以益、朱在虎、熊、罴之上。[47]顾颉刚也指出，《海经》的作者之所以要把熊、罴、离朱、文虎等动物一齐放在颛顼、喾、尧的墓上，就因为这些鸷禽、猛兽足以卫护亡灵，赶走凶神、恶鬼。离朱本为神禽，后来儒家孟子则将其拉进人类。[48]杨、顾二位先生指出“朱”即“离朱”，同时告诉我们，“朱虎熊罴”并非伯虎、仲熊二人，而是离朱或离娄、虎或文虎、熊、罴四种神兽，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种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东夷族的图腾崇拜。此“朱虎熊罴”与《山海经》所谓“虎豹熊罴”相类似，实为同样的表达方式，而与“饰鸟虎熊车型器”之图像也颇为吻合。且按顾颉刚的观点，此微型挽车上的鸟、虎、熊，确应是亡灵的守护者。
杨、顾二先生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朱虎熊罴”的真实含义，但笔者以为，将“朱虎熊罴”乃至“伯益”与历史人物完全割裂开来，也不乏商榷之处。在五帝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临近文明社会的前夜，从黑陶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来看，社会分工已达到较高程度，因此，统治阶级专门任命掌管山泽鸟兽的虞官也不是没有可能。以笔者愚见，此“朱虎熊罴”固然源于四种神禽异兽，但这些神禽异兽后来都成为远古氏族部落崇拜的图腾，所以这里的“朱虎熊罴”不仅是古代部族崇拜的图腾，也代表崇拜这些神异鸟兽的部族或部族首领，虽然史无其名，但这些历史人物应是存在的。
《秦本纪》记载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皆驯服；而《尧典》又明确告诉后人，朱虎熊罴又辅佐伯益掌管山泽林木及鸟兽，在突出伯益才能与特长的同时，也证明伯益在自己的才能领域取得了领袖地位，是善于调驯鸟兽的众多东夷部族首领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虽然不能将“饰鸟虎熊车型器”与伯益、朱虎熊罴直接关联起来，但此车型器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正好暗合了朱虎熊罴辅佐伯益治理山泽及鸟兽的历史事件。车型器有一人居中，四鸟位于四角，熊位于人后，四虎护卫于四角，显然表达了以人为中心、以鸟兽为护卫者的寓意。居于中心驱使鸟兽之人虽不是伯益，但此文化传统源于伯益。围绕在其周围的鸟兽也不仅仅是动物，同时也是东夷人的图腾崇拜物，也可能象征崇拜这些鸟兽的东夷部族或部族首领。所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此车型器，就会发现其与秦人先祖伯益以朱虎熊罴为辅而掌管山林鸟兽的意蕴是相通的。从而进一步证明此器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器物虽小，却是我们探索和研究秦人历史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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