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四鸟、虎豹熊罴的实物证据揭示

秦人先祖在文化上以鸟、虎、熊为崇拜对象，在经济上他们又是游牧狩猎民族，所以秦人先祖早就具有掌管山林、调驯鸟兽的族群传统。《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21]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因为大费善于调驯鸟兽而得名“柏翳”，“柏翳”即“伯益”。如前所述伯益之“益”通“嗌”，与玄鸟鸣叫之声有关，《汉书·地理志》云“伯益知禽兽”，而《后汉书·蔡邕传》亦云“伯翳综声于鸟语”。^[22]说明伯益不仅能“调驯”鸟兽，且能“综声于鸟语”，就是能懂得鸟类语言，并通过模仿鸟语而调驯之，进一步证明秦人先祖伯益确实具有与鸟兽沟通的本领。远古时期氏族杰出首领之名，也多与其技能或特长有关，其实就是更高级别的族群首领或后人赐予他的名号。例如，夏禹之“禹”，是“受禅成功”之意；^[23]而殷纣之“纣”，就是天下人因其“残义损善”而名之为纣；^[24]周人始祖后稷名“弃”，是因为“初欲弃之，因名曰弃”^[25]；其后的不窋与鞠陶之名，亦与其在北豳居住窑洞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有关。伯益是否与孟戏、中衍一样具有鸟身人言的外形特点，不得而知，但伯益之名确与其善于“调驯鸟兽”和“综声于鸟语”有关。正因为伯益具有这样的才能和特长，所以尧才让其担任掌管山泽林木之虞官。^[26]伯益之后，其后世子孙继续发扬族群传统，费昌为汤御，孟戏、中衍为帝太戊御，造父因善御而幸于周穆王，蜚廉“善走”亦得益于这种族群传统，非子因善养马而封邑，总之，秦人因为善于调驯鸟兽而使族群不断发展壮大。

其实，远古时期的东夷部族，他们不仅崇拜鸟，可能都具有调驯鸟兽的族群传统。《山海经·大荒东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有关东夷古族调驯鸟兽的信息。

有蔿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司幽之国……黍食、食兽，是使四鸟。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27]

除此以外，《大荒北经》及《大荒南经》也有部分相似记载：

有叔歇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

有毛民之国，依姓，黍食，使四鸟。^[28](www.xing528.com)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海中有张宏之国，食鱼，使四鸟。^[29]

《大荒北经》经文开头叙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可见《大荒北经》叙述的就是东北地区的方国和民族，和《大荒东经》“东海之外”的地理范围是连接或部分重合的；而《大荒南经》的内容也包含“东南海之外”的民族，和“东海之外”的地理范围亦有重合。所以，《大荒东经》《大荒北经》和《大荒南经》所云“使四鸟”之民族，其实都是崇拜鸟的东夷部族。而类似的记载在《大荒西经》中仅有一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30]

所以，综合来看，这些“使四鸟”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原以东的东部沿海一带。其实随着部族的迁徙与融合，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文化也向其他地区传播。笔者认为，其文化不仅向东北、东南传播，也向中原和西北传播，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中出现的极为普遍的鸟纹，就源自东夷族的鸟崇拜。同样，出现于西北海外“使四鸟”的民族，也应与部分东夷部族的西迁有关，迁居西汉水上游的秦人的鸟崇拜就是继承了其东夷族群的传统。

对于“使四鸟”之“使”，郝懿行认为：“使者，谓能驯扰役使之也。”而“驯扰役使”正是调驯鸟兽的体现。但对于其后的“虎、豹、熊、罴”，郝懿行却认为是：“经皆言兽，而云使四鸟者，鸟兽通名尔。”言下之意“四鸟”就是“虎、豹、熊、罴”。^[31]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这些“使四鸟”的民族皆为东方民族，其实就是鸟夷，鸟是他们的总图腾。他们不仅崇拜鸟图腾，正如伯益“综声于鸟语”一样，且善于调驯鸟兽，所以“使四鸟”之“鸟”不能用“兽”替代，鸟的地位高于虎、豹、熊、罴。袁珂先生对此段经文的断句和理解也有问题，他根据郝懿行的解释读为：“使四鸟：虎、豹、熊、罴。”毕沅校注的《山海经》则断为：“使四鸟。虎豹熊罴。”^[32]当然这里的句号只是一种断句符号而已，并非今之句号，但这种断句体现了对经文的正确理解。其实，这句经文应读为“使四鸟、虎豹熊罴”，意思是这些东夷民族皆善于调驯鸟兽，鸟兽为之驯服，他们驾驭或驱使着四鸟以及虎豹熊罴。那么，他们是如何驾驭驱使这些鸟兽的呢？由于古本《山海经》图像的遗失，我们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但圆顶山出土的这件“饰鸟虎熊车型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这件车型器顶盖有一人居中，熊位于其后，四只鸟守护于四角，四只虎亦攀附于四角，正好体现了居于中央的人驱使驾驭鸟兽的生动场景。所以此车型器的中心其实是人，而不是熊。墓主人的灵魂应居于车内，顶盖上的人不仅是管理、驱使鸟兽者，也和鸟兽一道都是墓主灵魂的守护者。但这里只有熊和虎，那么豹和罴呢？笔者以为，此处的虎其实就代表了“虎豹”，熊则代表了“熊罴”。豹与虎同属猫科动物，是一种似虎而比虎略小的动物，所以古籍中往往“虎豹”统称^[33]；罴则是熊的一种，即棕熊，^[34]“熊罴”其实就泛指熊一类动物。所以，此车型器就是“使四鸟、虎豹熊罴”的生动再现。古本《山海经》是以图像为主的古籍，尤其是海外、海内、大荒诸经，是围绕图像而描绘的文字，所以当原始的古籍图像遗失后，文字部分就十分令人费解了。在没有考古学的古代，学者们就很难理解“使四鸟、虎豹熊罴”的真实含义。据此，笔者推测，古本《山海经》中描绘的“使四鸟、虎豹熊罴”的图像，可能就是东夷人用鸟、虎、熊等驾驭或护卫着车辆行驶的画面。

从经文叙述来看，这些“使四鸟”的东夷诸族，大多是帝俊的后裔。《山海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古帝就是帝俊，达十六次之多。但帝俊究竟为何人，历来看法不一，主要有帝舜与帝喾二说。郭璞认为“俊为舜之假借音”，所以帝俊即是帝舜，王国维、吴其昌、郭沫若、杨宽、顾颉刚、袁珂诸家也多采郭说，认为是帝舜，似乎成为历史定论。^[35]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帝喾。笔者认为，帝舜的说法未必周全，其一，《山海经》中本来就有帝舜之名，且其名出现次数达十一次之多，为何又会出现如此多而实为帝舜的帝俊？如果偶尔出现一二次，说成帝舜之衍文还情有可原，但帝俊出现的次数最多，显然他应另有其人。其二，“俊”与“舜”的字形差别较大，而与“舜”的读音也不是十分接近，所以就此将其考定为帝舜，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至于帝喾说，“喾”的字形、读音均与“俊”相差较大，学者多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所云帝喾生而自呼其名曰“俊”，以及史籍记载之人物谱系来考定为帝喾，虽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例如，有学者引《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生季厘”及郝懿行之注疏“文十八年《左传》云，高辛氏才子八人，有季狸，狸、厘声同，疑是也”来证明帝俊与帝喾本是一人。^[36]试举一反例：《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帝俊生中容”；而《史记·索引》又引《左传》：“史克对鲁宣公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隤皚、檮献、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逹。”^[37]此“仲容”即“中容”，可见中容为高阳氏才子八人之一。以此来看，帝俊似乎又成为颛顼了，而按《史记》谱系，颛顼与帝喾为叔侄关系。由此说明，帝喾为帝俊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有学者认为帝喾在经文中只出现3次，次数最少，所以就此认为帝俊即帝喾，显然在他看来这些古帝在经文出现的次数应大致相同，好像帝俊是填补帝喾的次数空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38]

笔者认为，我们在纠缠于纷繁杂芜的史籍人物谱系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最明白而根本的事实，那就是这些部族既然皆为东夷古族，而东夷族的始祖就是太昊与少昊。太昊为三皇时代人文始祖，显然不属于古帝时代，继太昊的东夷始祖就是少昊，少昊的时代约为龙山时期，正好是五帝时代，所以，此帝俊当与少昊有关。居于西汉水上游的秦人之所以祠白帝少昊，就是因为少昊为东夷始祖。东夷族除了崇拜鸟，也崇拜太阳，其始祖太昊与少昊就是东夷族崇拜的两位太阳之神，“昊”也为“嗥”或“嗥”，其字形源于东夷族的族徽“”或“”，有学者认为此族徽就是飞鸟驮着太阳运行之意，从而将太阳崇拜与鸟崇拜有机统一起来。^[39]这既是“嗥”之本意，也是后来太阳三足神鸟“踆乌”图像的渊源。《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鸟”，袁珂先生认为此踆鸟之“踆”与帝俊之“俊”有关，^[40]但他为何又认为帝俊即帝舜，有时又认为是帝喾或颛顼，令人不解。也许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中的帝俊非指一人。“踆”与“俊”字形相近，在古代应是相通的，所以，日中的“踆鸟”也可为“俊鸟”。而此“俊鸟”之名，应源于帝俊之名号。“日中踆鸟”的图像含义，也就是“嗥”之本义。《大荒南经》又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从神话角度来理解，十日就是帝俊的儿子；抛开神话外衣，其含义就是帝俊生了十个以太阳为图腾的东夷部族。能生十日者，其名号必与“嗥”有关。所以，少昊就是帝俊，也无由附会到其他人身上了。

在《山海经》的作者问题上，笔者同意顾颉刚等学者的观点，可能出自秦人之手。原因除了《西山经》叙述最为清楚明白之外，其中的神灵谱系、图腾崇拜以及宗教祭祀等，也体现出鲜明的秦文化意蕴。秦人既善于调驯鸟兽，而《山海经》几乎每山必述“有鸟也……有兽也……”这正与秦人熟悉山川地理以及鸟兽有关。秦人立畴祭祀的核心对象就是少昊，所以《山海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帝俊，自然应是少昊无疑。当然，按《史记》谱系，秦人为帝颛顼之后，但《大荒东经》又云：“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此“孺”为养育之意，显然颛顼又为少昊之后。^[41]这也可能是作为东夷部族的秦人，其族源又与颛顼发生关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