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统一中国是秦人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翦伯赞《秦汉史》中说：“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进入了秦代。秦代王朝，虽然像纸炮一样，轰然而灭，但它却揭开了中国中央集权的帝制序幕。”^[23]

翦伯赞先生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改朝换代，属于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新纪元；其二，秦国国运短祚（仅15年），但贡献很大。

那么秦人统一中国究竟为我们做出了哪些贡献呢？这的确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其一，促进了以秦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荣的中华民族大格局。

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各民族交融、华夏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如果说秦国的初兴和逐步强大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嬴秦族、周余民、戎人等族群融合的话，那么“吞二周而亡六国”所建立的大秦帝国则加速了华夏各个族群的融合及汉民族的形成。

战国时期，七国逐鹿，都怀有一家独大、包揽环宇的雄心，但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是“秦”“楚”两国。下面我们看《帝王世纪》推算的当时战国七雄各国总人口数和兵员数便可知其梗概。

秦国人口400余万，兵约80万

楚国人口500万，兵约100万

齐国人口400万，兵约75万

燕国人口400万，兵约40万

韩国人口150万，兵约30万

赵国人口350万，兵约70万

魏国人口350万，兵约70万

从以上战国七雄人口数和军队力量而言，当数楚第一，秦第二，而两国国土面积相当，经济基础相当，为什么秦能胜过强楚而一统天下呢？有人认为主要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改革成功了。商鞅虽然被“车裂”了，但他“奖励耕战”的变法主张却一直得到贯彻执行，而楚国屈原提出的变法兴国的“美政”却随着屈原一同葬身汨罗江中。楚国的所谓变法因受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而夭折。秦国的“奖励耕战”和“新爵制”将农民和军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将人们追求“功”和“利”的潜能开发到了最大化，整个秦国出现了“闻战则喜，轻死忘生”的局面。秦国所谓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其他六国之师的战斗力远不如秦国。秦人统一六国的政治纲领、经济政策、军事准备、官吏团队无不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这既是天意，更是人为。

其二，“废封建行郡县”。著名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言道：“秦代以前的世界，各个诸侯国都是封建宗法之世；秦汉以后的世界，是个郡县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实在是从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国，关系很大。郡县之治，咱们现在看惯了，以为当然的。然而在当时，实在是个创举。”［24］吕思勉先生的确对秦国推行郡县治的作用评价很到位。郡县制是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有效国策。统一之后又将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国，全国统一之初设置了36郡，后又增至48郡。郡县制打破了旧有的以血缘远近分配土地、人民和权力的宗法制度，实际上废除了皇室宗族荫袭封爵的特权，所有国土和人民均属国家所有，派往郡、县的官员都是“代天子行事”。毛泽东主席也说“百代皆行秦政体”。可见，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的作用和影响有多深远。

其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秦统一之前，中国“分国为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后，统一了度量衡（尺寸长短、量器大小、重量轻重），这也是中国在两千多年前世界上的质量标准首创者；废止了战国时各国五花八门的货币，以秦国圆形方孔的“秦半两”为主要流通货币，为全国创造了稳定统一的经济环境；文字的统一，规范汉字的使用和“官话”的推广，使得全国政令畅通，行动一致，极大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和对地方的监管效力。举世公认，汉字、汉语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和华夏族群情感认同的主要纽带，秦人之功实不可磨灭。由咸阳通向36郡的驰道宽10米，长数万公里，它既是始皇帝的巡道，又是军事战备道，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其四，确立了崇尚追求中国大一统的价值观。大一统观念萌芽于炎黄时代，形成于周代，定型于秦汉时期。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然而统一却是常态和趋势，大一统意识所造就的向心力、凝聚力不容忽视。反对分裂，崇尚大一统思想已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和民族文化的核心特质。嬴秦起源于东夷，崛起于陇右，始国于礼县，雄霸于雍（宝鸡），统一中国于咸阳。

秦始皇吞灭六国后，六国人心本来多有不服，加之施法太苛，强用民力过滥，自然是思乱者众，只不过被强权威压，一时难以妄动而已。始皇帝一死，秦朝内乱外攻。刘项灭秦，只用了四年时间。秦朝亡得这样快，我以为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秦朝自己的内乱所造成的。尽管统一后的秦朝像“烟花”一样短祚，但其政权体制和大一统文化意识被后世所继承，也成为了后来辉煌汉文化的基础。

甘肃秦西垂文化属地域文化，我想说的是，考古证史之道我是外行，本无话可说，但宣传礼县、推介我们甘肃的秦早期历史文化资源我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个人认为，秦西垂文化研究十几年来的确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省上和国家一些专业人士都站得高、看得远，而我们市、县一级的地方文化工作者都囿于自己的小圈子里，对外联络学习不够，尤其是我们礼县作为西垂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这方面所做的宣传扩效工作还很不发力。为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在与外界的交流中提升自己，与秦人早期活动相关的其他县（区）携起手来，取长补短，抱团发力，互相推介宣传，共同营造秦人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大环境、大氛围，在礼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我带领相关人员对甘肃的清水、张家川和陕西的陇县、千阳、凤翔、陈仓、乾县等县（区）秦早期历史文化（含遗址）进行了考察。我觉得这次考察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秦人早期历史文化狭隘偏颇的观点和认识，真正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秦人早期活动的这一段历史的了解仅局限于几部古文献中，甚至偏颇地理解为与礼县境内西垂秦人相关的才是秦人早期的历史，唯书本为标准，很难想象礼县以外现实生活中秦人生活的具体自然环境。通过此次沿当年秦人“东猎”路线实地考察，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礼县没有的文物和遗址，还身临其境地看到了“陇阪古道”“关山牧场”“非子封邑之地”“马家塬遗址”“李崖遗址”“秦汧邑”“边家庄遗址”“汧渭之会遗址”“平阳城址”“雍城遗址”等等。这些都是书本无法替代的，这使我对秦人从“西垂”东迁“雍都”这段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理性的认识。我认为，走出书斋，走出“家门”去“行万里路”，对教学与研究很有裨益。这次外出考察使我改变了过去对“秦人发祥地”的片面认识，公允地说，秦人的发祥地不仅仅是礼县，应该说甘肃的陇南、天水和陕西的宝鸡、咸阳两省四市所属的大部分县（区）之地域均是秦人的发祥地。只有确立这个观念，才能在研究开发秦文化资源、扬弃地继承历史文明、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经济上突破“圈子”意识。所以，如何正确定位秦西垂文化很重要。

客观地讲，秦人在甘肃礼县建国时还只是一个实力弱小的诸侯国，秦西垂文化属于地域文化，它只占整个秦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却是秦文化的源头。随着秦朝的一统中国，秦文化又发展成了中国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根脉，并且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明史。所以，今天我们研究秦西垂文化，完全有必要站在中华文明史的主流长河中去认识和把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甘肃的秦西垂文化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提炼。

秦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由于文献资料、文物资料和技术手段的不足，许多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诸如秦人迁徙路线和族源问题，秦西垂陵区的秦公墓主归属问题，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未开挖墓葬数量和城址考证问题，西垂、西垂宫、西犬丘等具体地望的确定问题，流散文物追索和整理问题，陇右地区分布甚广的周、秦、戎文化如何区分的问题，与周秦文化比邻交错的寺洼文化是否就是犬戎文化问题等等，要使上述问题得出服众的答案绝非易事。这一道道尚未跨越的学术高栏，有待于热心甘肃秦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更多学者们去揭示、去跨越，我也真诚地希望更多的领导、专家、学者关注、支持这些工作，积极参与到秦西垂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在交流争论中，依靠群体的力量去揭示这些未知之谜。

注：本文系作者在兰州交大、兰州理工大等高校“秦早期文化大讲堂”上的讲稿。因该文所引参考资料内容较多，为阅读方便，不便在正文中一一注明作者和资料来源，所有引文资料均罗列文后，望各位作者见谅。

作者简介：王作斌，男，汉族，甘肃礼县雷坝乡人，生于1957年2月，大学文化程度，1972年9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过乡党委书记，扶贫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康县、西和县副县长，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礼县委员会主席、兰州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编印了《礼县政协志》《礼县文史资料》第六、七、八、九辑；抢救古籍《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一部；合创《大香山传奇》等。(www.xing528.com)

【注释】

[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漾水》，中华书局，2007年。

[2]祝中熹：《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3]［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11年。

[4]［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

[5]赵逵夫：《秦风·蒹葭探析》，发表于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参阅《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

[6]慕平译注：《尚书·尧典》，中华书局，2009年。

[7]［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8]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2011年第31期《文物》。张天恩：《清华简〈系年〉的秦初史事略析》，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的：《嬴秦西垂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

[9]［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10]［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11]［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12]吕思勉：《中国通史》，金城出版社，2011年。

[13]［战国］孟轲：《孟子·腾文公上》，三秦出版社，2008年。

[14]商承祚：《秦公簋跋》，节选于康世荣主编：《秦西垂文化论集》第457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6]商鞅《商君书·说民（第五）》，中华书局，2009年。

[17]［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18]［战国］荀况《荀子·强国》篇，节选自清李宝洤编纂的：《诸子文粹》，岳麓书社，1991年。

[19]《秦雍文化讲堂（卷一）》第二十六辑选登孙皓辉《秦文明开发中的基本问题》，内部资料。

[20]［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21]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2]翦伯赞：《秦汉史·秦族的渊源与秦代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创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23]吕思勉：《中国通史》，金城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