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文史资料（第10辑）：秦文公时代的仁德教化

客观地讲，春秋早期的秦国驭民治国理念还是受周人“尚德”传统影响较深刻的，我们都清楚，秦人是周王室的亲密追随者，从非子封附庸起家至秦穆公霸西戎这一时期，对民众的仁德教化还是很重视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则足以见证：

心怀敬畏是秦文明的活水之源。秦人敬天、尊祖、畏神、尚贤、这其实是秦人的一种美德。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宗教除了极个别反人类的“邪教”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劝人向善的，这也就是儒家提倡的所谓讲“仁德”，两者其实异曲同工。我们从几位秦公所立的“畴祭”的出发点来看，除了宣示“嬴秦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之外，客观上还对全体国民确立了一个对天地、祖宗、君主、国家都要心怀敬畏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人民要敬天尊祖、忠君爱国、行仁崇德、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敬畏观往往是依托上帝之威，借助宇宙、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形成的一种宗教信仰。敬畏是人类最可贵的涵养，不会使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敬畏的内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被制度化和习规化。如对自然的敬畏被规范为国家祭典，对自身道德本性的敬畏被规范为尊祖、忠君、尚贤，这是秦人文明成熟的标志。

总体而言，虽然秦人的尚武精神、严刑律、重功利、讲实惠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历代秦公完全抛弃了对民众的“仁德”教化。其实春秋早期的秦公因长期受周人文化“尚德”“尚贤”“教化”“保民”等价值取向的影响，还是对以德治国的“仁政”观和“垂拱而治”的大同社会很向往的，只是由于社会发展形势的骤变，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列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仁、义、礼、智、信”完全丧失，人生价值观也把“功利”放置于首位，“仁德”教化失去了效力，秦国如全面推行“德政”也自然不合时宜了。

史官的设置对民众也是一种教化。《史记·秦本纪》载：“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21]意思很明确，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文公首设史官以纪史事，民众中许多人受到了教化。这设置史官与教化民众有何直接的联系呢？这还得从当时史官所承担的职责说起。古代的所谓史官，与今天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是同一个概念，史官是由原来的“巫祝”演变而来的。最初的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上古之先民由于生产条件和认识水平所限，凡遇难以决断的大事、难事之时，均要卜之于巫人。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这些巫人是一些既识文断字又能与神灵沟通对话的人，他们这些人一般能识天文、懂地理、明人事、通神灵，故一切重大场合的祭祀均由巫祝主导举行占卜和祭祀活动，就连国君预测国运和战争胜负及谁能驾车侍御等也必须仰仗巫祝来占卜决定。民间祭祀、祈禳、求福、驱邪、医病等则更不例外。所以，巫祝无论在官方或民间其地位皆尊贵显赫，有很强的话语权，这些人借助上天和神灵的权威推行自己的主张有时比君王还灵。为什么呢？因为巫祝是当时蒙昧时代的文化集大成者，这些人除了上知天文、下通人事，还精通医道和风水堪舆，是君主咨询国事的好参谋、好智囊，也是百姓十分信任的学问家。所以，史官一般是从巫祝中挑选出的老成持重、民众信任、贯通古今的文化精英。他既负责占卜和祭祀，又负责记言记史，还负责治病救人和教化民众。因史官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意见领袖”的作用，让史官承担教化民众的职责应当说是最佳人选，这应该是秦文公时代实施宗教改革，推行“仁政教化”的重要举措。(www.xing528.com)

秦穆公也是具有善良人性情怀的一位君主。祝中熹先生认为：“过去我们批判儒家学说时，常把‘仁德’的理念视为剥削阶级的虚伪，总认为儒家倡导的‘仁德’是对统治阶级的美化，这其实是一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以‘阶级性’取代‘人性’，这是很极端不负责任的治学态度。事实上，仁爱情怀在人类成长的全过程中都具有正面的感召力，这与国君还是民众都并无关系。国君也不乏有仁爱情怀之人，民众中也有完全丧失仁爱情怀的邪恶之人。读历史我们发现，凡在历史留下美名的成功政治家，大都有人性情怀，这使他们的许多举措，能顺应多数人的善良愿望，符合群众意念，从而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22]在这方面，秦穆公可算是一个典型。比如，穆公十二年（前648年）晋国发生大旱出现饥荒，求救于秦。那正是晋君一再背信弃义、秦晋关系空前恶化的时候，有人建议乘机伐晋。但秦穆公却说：“吾怨其君，而矜（怜惜）其民。”全力以赴救晋之民，车载船输，水陆两路运送给晋国的救灾粮车队长达400余公里，可见对晋国的援助有多大。秦穆公能把解民之困放在国家恩怨之上，显示出他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本思想，这也使他具有了极大的人格魅力。还有一桩更为后世称道的事，更彰显了秦穆公的“仁德”情怀。前面讲过，嬴秦是个擅长畜马、育马、用马的民族，其历代秦公大都喜爱骏马，穆公自不例外。《史记·秦本纪》记载，有一天穆公钟爱的一匹“善马”不幸走失，落入“岐下野人”之手，这伙“野人”（时指都城外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是国君的马，竟把它宰杀吃了肉，搜寻失马的官吏抓住了这些“野人”并上报朝廷，准备依法惩治。穆公闻知此事后却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秦穆公不仅没有追究杀马的责任，反而“皆赐酒而赦之”。穆公首先考虑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马肉吃多了不饮酒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并“赐酒”解之。这种发自内心的人性关怀在秦晋“韩原之战”中得到了回报。公元前645年9月壬戌日，秦晋在韩原大战，秦穆公为晋军所围，且又身体受伤，在情势万分危急之时突然杀过来一支300多人的部队拼死奋战，把穆公解救了出来，又再接再厉攻杀晋军，殊死搏击，反而俘虏了晋君，整个战役也以秦军胜利而告终。原来，这支300多人的部队就是当年杀食善马肉被秦穆公“赐酒”的那伙“岐下野人”。他们闻秦晋开战，即主动加入于秦军行列，见穆公身陷危境，“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此事被后世传为“善德获善报”的千古佳话。人们为此事而感动，也正说明人道主义情怀的感召力，也说明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崇尚这种仁德，敬重拥有这种仁德品质的人。

秦献公也是历代秦君中一位颇有人性情怀的有为之君。最能体现其人性情怀的一件事是“止从死”。“止从死”就是废除“人殉”制度。《史记·秦本纪》叙述献公史事，首句即言：“献公元年（前384年），止从死。”废除“从死”这一野蛮、落后、灭绝人性的制度，是献公掌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可见献公未当国君之前是很厌恶“从死”这件事的，不然他不会把这件事当作国政改革的第一要务来抓。“人殉”制度由来已久，非秦国独有，从国君到一般有权有势的人死后都要有人去“从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这一点我们从大堡子山秦公墓、圆顶山秦宗族墓和西山坪秦贵族墓中均有“人殉”就可见一斑，只是“从死”数量有多有少而已，但今天看起来性质是一样恶劣。“从死”之风在襄公立国前就已存在，在武公时被当作制度确定了下来，之后久炽不衰，而且愈演愈烈，“从死”人数越来越多。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从死”人数分别是8人和19人，秦武公死后达到了66人，秦穆公时增至177人（其中还包括奄息、仲行、鍼虎“三良”），雍城陵园秦景公大墓中居然挖出了186名“从死”者遗骸，“从死”之风一代比一代炽烈。除了国君之外，秦国中小型贵族墓葬“人殉”现象也极为普遍。“从死”制度不仅无情地剥夺了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也是对下层大众的一种精神摧残，是同人类文明道德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随着贵族宗法体制的没落和“民本思想”的兴起，随着统治集团中“仁政”精神的张扬，“从死”制度必定会受到广大人民的唾弃。献公初登君位即刻“止从死”，对这种反人性的贵族丧葬制度做了最权威的否定，也顺应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他虽然不可能彻底铲除这一毒瘤（因为至清代仍有“从死”现象），但至少表明他个人的人性关怀态度，此举对树立国家威望、争取民心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个人也因之而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