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在列国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宗法观念淡漠，而法制观念强烈。秦人重法的最早记载始于秦文公时代的“诛三族”的刑法。因该法是秦人首创，在中国历史上被沿用了2600多年，直到帝制结束了才废除，影响之大、历时之久实属罕见。且不论“诛三族”刑法是否人道，但此项“连坐制”的酷法其威慑力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还出现了“灭九族”这种更残酷的刑法，这种赶尽杀绝、极不人道的酷法可能就是“诛三族”的发展和深化。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人的“礼法”制度在那时显得迂腐过时，已不足以御民治国，“诛三族”刑法可能是为适应当时整个社会“重利轻义”和“不服王化”社会风气而出台的，秦国比较完善的法治雏形基本上是秦文公时期形成的，在之后的历代秦公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完备的法制治理体系。当然，最成熟、最系统的法律治理应当是商鞅变法时期所颁布的律例，大至篡权谋反，小至饲马贩运、嫁娶婚葬无不备至。
秦法强调“轻罪重罚”，更重视“有法必依”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秦法为什么如此严酷，《商君书·说民》是这样认为的：“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由至矣。”（采取轻罪重罚的办法，人就不会犯小罪，犯重罪的人也就不会产生）。[16]
秦法虽酷但却能见效。官和民都并不极力抵触，最重要的原因是“有法必依、执法公正”，徇私枉法和唱高调的现象较少，执法基本能“一碗水端平”，所以大家都心理平衡，既畏法，更信法，当然就守法了。比如变法之初，太子触犯法律，不便施刑，就以老师公子虔教育无方对其劓刑（割鼻子），公子虔本是献公子，孝公兄，地位很高，这次受刑对全国威慑震动很大，“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在当时的秦国已成了“老皇历”。正因为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所以严刑峻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史记·商君列传》言商鞅变法“行之七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7]。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况去秦国亲眼所见当时秦国政治、社会、吏治、民风方面的情况后是这样记述的：
其因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行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不流污（无淫秽语），其服不佻（无奇装异服），其畏有司而顺（非常怕犯法被官府治罪，所以很守规矩），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kǔ，作恶多端），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私事也。不比周（不拉私人关系），不朋党（不结小集团），倜（tì）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办事效率高，不积压），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18](www.xing528.com)
从荀子对当时秦国的评价来看，我们看到秦国是一个物产丰饶、民风古朴、百姓守法、官吏忠正、士大夫一心为公、朝廷勤于政事的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国家。秦史专家孙皓晖先生认为：“秦国的社会治理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秦人从此以法治文明而领先于天下文明。”[19]这一切都与秦国“事皆决于法”的依法治国之策有关。在谈到秦朝的法制时孙皓晖先生还讲道：“法制是更高层的核心理念，本质性的理念，指的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社会是否成熟，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立法是否具有系统性。另一点就是司法的严厉性，看法律在社会中是否真正推行，全社会是否具有奋公守法的自觉性。”[20]商鞅则非常重视司法的重要性，他说：“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
当然秦人的司法治理也有许多缺陷，尤其是酷法滥刑和鼓励民间相互告发的“连坐律”实不可取，其妄图以凶狠手段震慑民众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做法应该抛弃，但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平的法治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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