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及政治体制改革

虽然我这次所讲的西垂秦文化将主要时段锁定在了西周及春秋早期，但我们讲秦人的精神遗产却不能仅局限于这个时段，应该延伸至战国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秦人的改革开放精神。

邦交战略能“与时俱进”。我们都知道，秦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纵观秦人发展史，在事关族群命运的几个最重要的“节点上”，秦人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及时做出重大调整，真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也。这似乎听起来有点“随风倒”的贬意，但对民族生存发展却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夏末，秦人远祖费昌弃夏归商，为商汤侍驭，在鸣条之战中立了大功，使嬴秦在殷商时期成为显族；商末周初虽然飞廉、恶来父子效忠商纣而以身殉主，但其后代子孙却积极向周王室靠拢，不仅保住了嬴族根脉，从周穆王时代其造父一族已成为周天子所器重的首领，从此嬴秦成为周王室亲密的追随者。从非子封附庸始秦、秦仲封大夫、庄公封为西垂大夫、襄公封为诸侯始国，这一切都是周秦关系长期融洽相处的见证。秦、戎关系也是和、战交替。适时调整与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戎人的关系，这些做法其实就是族邦发展战略上的改革和顺势驾驭时局的举措，用现在的话讲，就叫“与时俱进”。

秦国的宗教改革也很成功。从秦襄公立“西畴”祀白帝始，至文公之“鄜畴”、宣公之“密畴”、灵公之“上畴”“下畴”、献公之“畦畴”，由初始祭祀西方之神“白帝”扩大到祭祀东方“青帝”、北方“黄帝”、南方“炎帝”，这也是秦人疆域由偏居西隅向四面八方拓展后在“畴祭”范围上的适时调整和扩延。秦人由立畴祭天帝进而演绎出“受命于天”的天命观思想是嬴秦国家理念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秦人经过整理完善，将他的宗教祭祀进一步系统和秩序化了，形成了天帝、祖宗、各类杂祀相结合的体系，从而将人们的意识形态完全归之于“敬天崇祖忠君”的大旗之下，使君主对臣民拥有更大的号召力、政治控制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比如秦穆公死后三良“从死”就是出于报答君王知遇之恩而主动“从死”的。这体现了由余所说的“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的所谓“德政”。上对下有恩，给部属带来现实利益，下则对上报答以“忠信”，甚至不惜“以躯偿矣”之举，其内容实质是以“恩惠”与“回报”互为关系价值观的体现。这种“人殉”和“从死”是宗教信仰中的糟粕，极不人道，所以在秦献公时代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人殉”，“止从死”，这是秦国宗教和丧葬制度改革上的一大进步。(www.xing528.com)

政治体制改革独具特色。在外交上秦人根据自身实力采取“亲周抗戎”和“和戎修睦”相结合的方针，虽然与戎结怨积仇很重，但并非“一根筋”与戎死扛到底，利则战，不利则和。这一点我们从庄公、襄公、文公三代人与戎既战又和的史事中就可以看到。从秦文公至秦穆公时期，随着秦朝国力的增强，其主流是以战为主，但穆公之后至惠公时的一百多年里“戎人势炽”，秦国难以降服戎人。所以，“秦季之乱”后，秦昭襄王继位时年少，其母宣太后临朝称制，为缓和与周边关系，又主动与戎王示好，还把自己也搭了进去，为戎王生了两个儿子，“秦戎相好”长达三十年，之后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宣太后又诱杀了戎王，彻底铲除了戎的威胁，这件事情虽为史家和伦理道德所不容，但宣太后为秦国争得了三十年西北边陲长期安定繁荣的局面，为儿子昭襄王与韩、赵、魏三大强国的抗衡取胜奠定了基础。这些也是国家外交政策改革灵活变通的战略之术；“大庶长”和“军功爵”的设置对强化国家政权、限制宗族势力、鼓励民众和低下层士人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平台。“大庶长”本是早期秦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让军人进入到朝廷核心协助秦君处理国是，这是秦国以战兴国，重视军人治国的体现。“军功爵”制度的推行，改变了周以来凭“祖荫袭爵”这种不劳而获的封建宗法制度，由“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逐步向“任人唯才”转变。尤其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是秦国自秦厉公之后积贫积弱受制于强楚和“三晋”之国被逼至历史舞台边沿的重大改革措施，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其灵魂是“奖励耕战”和“新军功爵制”，把农业经济和军事建设放在首位来抓，把赐爵封官与粮食生产和攻城杀敌数量直接挂勾，出现了兵士“闻战则喜，推刃争锋，轻死好战”的强悍风气。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强，这是商鞅变法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项内容，它不仅否定了嬴秦宗室旧有的贵族身份，还颠覆了过去按宗法血缘亲疏关系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规制，从根本上发起了对威胁王室的宗室势力和权位的冲击。视野开阔，开放包容是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对周人和其他东方列国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学习，对农业耕作工具和技术的改进，“徕民”优惠政策的推行则吸引其他国家的农民来秦国种粮当兵等。在重用人才上也是不拘一格，不讲出身、国籍和民族，广招贤才。比如由余、百里傒、蹇叔、公孙支、商鞅、范雎、白起、张仪、韩非、李斯、茅焦等都不是秦国人，但因这些人才能非凡，历代秦君都能委之于重任。即使是敌方派来的“奸细”也敢用，比如为秦国农业水利事业做出贡献的郑国父子。事实证明，这些人都为秦国的霸业和一统华夏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们不难从中看出秦朝历代有为之君的用人胸怀和胆识。郡县制的推行是秦国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从秦武公的“初县制”至秦始皇设立“郡县制”之后，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格局从未发生过重大改变，即使是今天的省、市、县的政权设置体系也是秦人“郡县制”的沿袭和演变，其合理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