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化孕育兴盛-礼县文史资料（第10辑）

嬴秦“三迁”历时于五帝至西周时期，时代跨度很大，所迁之地戎邦林立，在当时均被正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嬴秦能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由弱而强，由强而盛，最终在西垂这个地方封侯立国，靠的是什么呢？当你理性地梳理归纳，答案不难显现，秦人靠的是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靠的是奋发图强的远大志向，靠的是开拓创新的持续前进，靠的是求实活变的邦交策略。

秦人远祖伯益因佐禹治水和驯养鸟兽有功，被舜帝赐官赐姓，还被禹帝指定为接班人，在五帝时代算是红人了。他虽然是东夷嬴姓族之祖，但却是西迁西垂地域之嬴族的共同先祖。在夏初，伯益虽“因干启位，被启杀之”，可能其族人暂时不受待见，但并未有任何史籍记载其族人被发配流放的事情，反而其长子大廉（鸟俗氏）在朝为官，次子若木封国于“费”，其子孙兴旺发达。在夏末还出现了一位因善驭车马而受夏王宠爱的后代费昌，他在夏桀时背夏归商，为商代开国之君商汤驭驾，在灭夏中立了大功，其子孙世代在商朝为官。

大廉的第四代孙中衍也因善驭车马而为商帝太戊御车，从商王太戊后声望日隆，儿子中潏还为商“在西戎、保西垂”。那个时代，为君王驾车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既须是君王之亲信，还须具备高超的驾车技术和精于马匹的管理和调驯之长。因此，君王选择御手时要举行隆重地占卜仪式，所选驾车手一定是君王的有缘之人。故《史记》载：“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9]可见，商代嬴姓自费昌背夏归商至商纣末飞廉、恶来“助纣为虐”被周诛杀，一直是商朝的大族和朝廷显贵，其实飞廉在山东一带民间被当作可歌可泣的神话英雄来祭祀，今山东民间传说的“黄飞虎”就是指飞廉。

西周时期，史载飞廉有两个儿子，长子恶来虽被诛杀，但其子孙却被流放西垂，并未灭族。飞廉的另一个幸存的儿子季胜一族虽然早期遭周人发配流放山西，后来却归附了周成王，其子孟增还受宠于成王。在周穆王时孟增子“造父”也是嬴人中的一位神驭手，曾为周穆王驾车“日行千里以救周乱”而立了大功被封赵城，赐姓“赵”。原本飞廉这支族人是“嬴”人后裔，怎么在周穆王时又赐姓“赵”呢？虽史无明言，我分析可能在周初因反周之事，嬴姓族邦被周天子以殷商顽民为由“夺姓断祀”了，把他们当成了“失姓失家失祀”的一群没有姓氏的族邦来对待。造父受宠于周穆王后，可能没有让这支嬴人复“嬴姓”，续“嬴祀”，而是以封地“赵”为姓，西垂之地的失姓嬴人也“蒙恩姓赵”。所以，从周穆王时造父一族始姓“赵”，至周孝王时封非子为“附庸”，复续嬴姓。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山西“赵城”嬴人还是陇山以西的嬴人全部姓“赵”，历史上说“秦”“赵”同源即指此事。

周孝王时，西垂这支嬴人在大骆时期时来运转，大骆娶周王室重臣申侯之女为妻，生了一个名叫“成”的嫡子，但他还有一个妾生的庶子“非子”。申侯对女婿大骆及外孙“成”格外照顾，大骆因为“朝里有人”。所以此时西垂嬴人虽然姓“赵”，但政治上却已经抬头，大骆俨然成为一个小方国君主。因为申侯曾为“成”求封，让“成”继承其父大骆的位置，可见此时的大骆一族已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周孝王听说大骆有一个庶子“非子”擅长养马，想让“非子”接替大骆，此事遭到申侯的反对，周孝王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成”继承大骆之位，却把非子封为“附庸”，让其在王畿西部的“汧渭之间”去给王室繁育马匹，结果“马大蕃息”，周孝王很满意。为了奖赏非子，孝王与执政大臣商量权衡后宣布：“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于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10]。非子一族从此从其父大骆一族中“别出”，有了自己的封地和爵号，还恢复了周初的“嬴”姓。“非子”复嬴祀已在“商奄”之后三百多年之久，因此我们说，非子为周孝王主马封于秦地，不仅是他本人一生中的新起点，更是嬴秦部族改变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因为非子才有了“秦”，陇右的嬴邦族人也由“赵”而“复续嬴氏祀”，是非子点燃了大秦的第一把火炬，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子是秦嬴的第一位始祖。(www.xing528.com)

在非子之后秦仲被封为大夫、庄公为西垂大夫、襄公封侯建国，随着秦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都是嬴秦早期颇有影响和建树的首领，在当时的周朝和各诸侯国中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这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礼县迄今发现的大堡子山秦陵和贵族墓葬均有真马殉葬的马坑。

一个善于畜马、用马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善于识马的民族，比如秦穆公时期的伯乐和九方皋就是识马专家。到了战国时期，秦国政府还为马设立了厩苑，设置了负责畜养军马的官职，出台了管理马政的制度《厩苑律》，并制定了奖惩办法。畜马业的持续兴盛，为军用马匹提供了充足来源，因此到战国后期秦国军马之盛、马匹质量之优，已为列国所公认。

如果说嬴秦的崛起得益于养马御马，此话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