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族源向来有“东来说”“西来说”“本地说”之争。持“东来说”者认为秦人乃东方嬴姓部落，其中一支西迁陇右一带，但到底是东夷“畎夷”部落西迁还是东夷阳鸟部族后裔的一支西迁还有争论。持“西来说”者认为秦人乃西方鸟图腾部落东迁陇右一带，但认同者不多。持“本地说”者认为秦人本身就是土生土长在西垂一带的戎人的一支，不存在东迁西迁的问题。这些争论的出现，主要是过去对文献资料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不同观点。但随着我省近二十年来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逐渐明晰起来。从秦人所独有的文化基因着眼来分析，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西垂嬴秦族源应该是东夷阳鸟部族西迁而来，我也支持这一说法。所以，我们就按这一说法来梳理秦人族源的脉络源流。
嬴秦族源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清楚，但我在这里还得复赘，因为族源问题关系到一个邦族的文化基因问题，不向各位多啰唆几句，西垂嬴秦“根脉”便无法理清，其嬴秦族人的身份来源就会让人生疑。嬴秦既然属于东方部落，那就存在一个西迁问题。
西垂嬴秦族源之争已趋同于“东来说”。
《史记·秦本纪》开篇即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旒）。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嬴氏。”[3]
《史记·封禅书》载：“襄公自以为主少昊（皞）之神，作西畴，祠白帝。”[4]
以上两段文字主要说明了四个问题：
第一，嬴人的第一个祖先是五帝之一的崇日部落颛顼帝的孙女女修。她是吞玄鸟蛋而孕育大业的，是嬴人的始祖母，而不指父亲是谁，这是原始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神话先祖、崇拜图腾的惯常反映。中国上古之姓皆从“女”，所以“嬴”姓源于母系社会当无疑。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认为：“织女原型即秦人始祖女修。女修的事迹留在史籍中的只是一个“织”字，可见她在织纺事业的发展上曾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秦人称她为“织女”，并以天汉西侧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织女星”，以示对她的怀念和尊祀。今礼县、西和一带的“乞巧”民俗是秦人崇尚和祭祀先祖女修的遗俗，所谓“巧娘娘”七夕下凡与牛郎相会的传说即源于西垂秦地。故国家将西和县包括礼县东部乡镇定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乞巧之乡”是有史可循的”[5]（如图22乞巧）
图22 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
第二，女修子大业又娶“阳鸟图腾”部落首领少典（即少昊）女儿“女华”为妻生子大费，所以嬴人又尊少昊为始祖。
第三，大费因佐禹治水有功，受到舜帝的器重“赐旒”“赐婚”，并让他担任驯鸟兽之官职，因工作出色又被舜帝赐姓为“嬴”，赐名为“柏益”（又写作“柏益”“柏翳”，皆为燕子或凤凰一类的鸟名）。可见大费（读“毕”）柏益乃同一人，他被舜帝赐婚、赐旒、赐官、赐姓、赐名，既是治水能手，又是驯养鸟兽的专家，还是“皇亲国戚”，身份显尊。
第四，“嬴”姓始于柏益。他将崇日部落与崇鸟部落合二为一，将“阳鸟”定为嬴姓部落的图腾（图23阳鸟），故史家又以柏益为阳鸟图腾嬴姓部落的始祖。(www.xing528.com)
从以上分析来看，西垂嬴秦只是东夷九部族中阳鸟图腾部落西迁的一支，其远祖姻联“五帝”，血统高贵，根植东夷，枝繁陇右。所以，从文化基因而言，甘肃东南部的秦人东西文化兼具，既不同西戎，又不同周人，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那么这支原本是东夷的嬴人是怎样迁居陇右而形成嬴秦族邦的呢？学术界争论较大，但常规的说法是“三迁”而致：
“一迁”于五帝时期的和仲宅西。《尚书·尧典》载：“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6]
图23 远古时期嬴姓部落的“阳鸟”图腾
祝中熹先生认为：和仲是尧帝时东夷“日图腾”部落的一位首领，负责测日祭日和观测天文、敬告农时的司职。尧帝命负责朝廷天文历法的羲和的四个儿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率族人分别赴东、南、西、北观测天象，测日祭日，敬授人时。这四个测日点，其实就是当时华夏族势力所能达到的四至范围的极点，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能判断的四方坐标。羲和的儿子和仲族的任务主要是宅“西”，也就是在“西”这个地方长期住下来，测日、祭日、送日和经营西部。这是阳鸟部族最早来“西”地的记载，这个“西”地《史记集解》注曰：“今陇西之西县也”，礼县在秦汉三国时就称“西县”，这个陇西之西县正是今天的礼县东部和西和县北部一带，先属陇西郡，汉武帝时析陇西郡置天水郡，又归天水所属，西县城东距祁山堡3公里左右，当年诸葛亮出祁山失利撤退时“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即其城。所以礼县早期就称“西”“西垂”“西犬丘”“西县”，礼县这个地方始终与“西”字结缘。这或与当时中原正统王朝辖区最“西”边的区位有关。
“二迁”于商末帝乙时代的“中潏保西垂”。《史记·秦本纪》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云：“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7]由此说明，嬴秦在中潏时代已在西汉水流域，为商朝“保西垂”，后又与戎联姻，并和周朝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为周朝维护着西陲的安宁。
“三迁”于周成王时期的“商奄之民”。中潏子飞廉、孙恶来父子二人在商纣王时期“俱以材力事纣”，对纣王忠贞不二。因纣王无道，天下人皆认为其父子是“助纣为虐之徒”。周武王伐商时，商朝大军正在千里之外征剿徐夷人的叛乱，殷都是一座无兵防守的空城，情急之下，恶来建议纣王将囚徒和服劳役的人临时组织起来与周军和诸侯联军对抗，结果这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杂牌队伍”临阵倒戈，商都朝歌被攻陷，纣王自焚，恶来阵亡殉主。当时恶来父飞廉正在为纣王出使北方，知其子恶来被杀，商纣亡国，故与周王朝结下了杀子仇怨，遂死心塌地地从事复商反周活动。他秘密潜入祖籍商奄故地，动员商奄嬴姓国族成员积极备战，并暗中联络奄君、徐夷等东方九夷诸侯方国与其结成反周联盟伺机行动。周成王时纣王的儿子武庚拉拢管叔、蔡叔、和叔反周，史称“三监之乱”，商奄等东方诸侯抢抓机遇，与武庚和“三监”结成同盟共同反周，但反周行动被周公所败，直驱飞廉于海边，走投无路的飞廉被杀于海边。周人将飞廉的这支参与反叛的商奄“顽民”强迫“西迁至邾（朱圉山），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8]。这件事记录在《清华简》中。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所记载的这次秦人西迁，纠正了《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祖飞廉死亡之因及“葬于霍太山”的错误记载，回答了多年来秦人始源和西迁后的居住地问题。
我想，秦人的后两次迁移可能都与第一次迁移于西垂这个地方有关系，因为这个地方在夏之前就有嬴姓族人“宅西”之基础，只不过前两次是奉王命为国家干事；后一次是当作“顽民”被强迫流放，只是西迁的性质不同而已。
嬴秦远祖或始女修，或尊少昊，或源于柏益，上溯皆出之于五帝脉系。“三迁”族属于西垂，与戎杂处，历夏、商、周三代更替而终至襄公时代封侯建国，历时一千多年，其间的生死存亡和潮涨潮退的历史变化绝非几页稿纸所能说得清、道得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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