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地貌
图5 祁山堡武侯祠
与陕西凤翔的“秦雍城陵园”一样，礼县大堡子山被学术界确定为“秦西垂陵园”的重大发现也不是考古挖掘的成果，而是因当年盗贼盗墓而发现的，而盗贼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盗挖古墓却是缘于当地群众挖“龙骨”的风潮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邻近大堡子山的永坪、永兴两个镇的群众兴起了挖“龙骨”的风潮。所谓“龙骨”其实是一种古生物化石。传说“龙骨”能治百病，所以卖价很高，一时间挖“龙骨”成了当地群众挣钱的一条主要途径，这一带也的确有群众挖出了许多生物化石并挣了些钱。如图6就是礼县博物馆馆藏的古剑齿象牙和犀牛头骨化石。剑齿象牙出土于县南王坝乡境内，犀牛头骨化石出土于大堡子山东南的永兴镇的文家村。正因为当地有“龙骨”可挖，因利所驱，附近群众在农闲之余便在大堡子山周围挖龙骨，在挖“龙骨”的同时，个别群众偶尔也挖到了深埋地下的文物，因当时群众不认识文物的价值，大都低价卖给了文物贩子。文物贩子在香港、澳门等地将文物转手高价卖给了外国和台湾的一些收藏家，这一现象当时并未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却引起了礼县文化馆一位普通文物工作者的关注。
这个人名叫吕自俭，礼县红河镇人，生于1932年，1995年去世，是礼县文化馆的一位普通文物工作者，也是礼县老一辈人中最有学识的“土专家”，应该说他是礼县第一个发现大堡子，山盗挖的是春秋早期的文物的人，他认为大堡子山很可能是秦人的一处高级别的陵园，于是他亲自深入永兴、永坪等地调查，并于1992年给县上写了一个要求禁挖“龙骨”的报告和一篇《鸾亭山古迹新谈》的文章，首次提出“西犬丘”和“秦西垂陵园”的概念，但他的报告和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他的奔走疾呼变成了“自言自语”，这确实是一件无法弥补的历史损失。
图6 古剑齿象牙和犀牛头骨化石
由于当时文物观念的淡薄和管理上的疏漏，从1992年至1993年，大堡子山及其周围遂掀起了盗墓狂潮，当地一些不法分子与陕西、山西、河南的文物贩子勾连，利用先进的探测仪器进行了技术性盗挖。
盗墓分子究竟盗挖了多少文物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1993年底，一批从礼县大堡子山流出的文物被海关查扣，消息反馈到甘肃省政府后，副省长陈琦玲亲自到礼县检查督办此事，这才引起了县上的重视。我记得当时县乡两级共抽调了3000多名干部职工，深入到大堡子山周围的几个乡镇上百个村庄，包村包对象集中排查文物盗掘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基本刹住了猖獗一时的盗掘文物之风，在礼县、西和县公安部门的严打之下，逮捕了40余名盗墓者，同时还追回了1000余件文物。“严打”虽然刹住了盗挖古墓之风，但令人遗憾的是M2、M3两座大墓几乎已全部被盗挖一空，我们现在在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所看到的个别珍贵文物就是当年公安部门从犯罪分子手中追缴回来的。请大家看图7，这是西和县公安局查获的“七鼎四簋一壶”中的其中一鼎，所有器物上均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簋”的铭文，据抓获的盗墓分子现场指认，文物出土于大堡子山M3大墓。另外，还有被打碎的青铜鼎、簋残片112块送甘肃省博物馆帮助修复。整治力度虽然很大，但盗掘之风并未就此彻底刹住，一些利欲熏心的盗墓分子由明火执杖转变为零星分散、夜间出动，让监管人员很难发现，所以，此后他们仍然挖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一组圆顶山墓葬出土的编钟，甘肃省博物馆有其复制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图8是一组九组件的编钟，这套编钟从1995年3月盗挖到1996年1月破案查获，历时将近一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www.xing528.com)
图7 秦公鼎上的铭文
1995年初冬的一天，礼县公安局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举报在大堡子山有人挖出了“宝器”，还未贩卖出礼县，但具体挖宝人和藏匿地点并未说明。接到举报电话后，县公安局即派出了六名干警，直到1996年1月才将犯罪分子查明，是永兴乡龙槐村一户田姓人家，起初这家人矢口否认，拒不承认挖文物一事。公安部门通过对该户父子四人一天一夜集中讯问，他们才交代了宝物藏匿的地点。据田某供述，1995年古历三月的某天，弟兄三人联合外村的张某、赵某等七人，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才将编钟挖出来，藏在捷地村的亲戚家里。根据口供，公安干警迅即在捷地村一户赵姓人家堆杂物的墙角找到了该套编钟，经清点核对，与田某交代的件数和形状完全一致，此套编钟现藏礼县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我在这里赘述失盗文物追缴的例子，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两层意思：一是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失盗文物追缴并不容易，犯罪分子互定攻守同盟，表面看盗挖古墓的行为已收敛，但盗控活动仍在暗中进行，并未绝迹；二是文物失盗外流严重，至今难以统计清楚。我们在痛恨盗墓分子的同时，也应该为我们思想上的愚昧、学识上的粗浅、认识上的滞后、管理上的疏漏所造成的损失而感到自责。
图8 圆顶山秦宗族墓出土的“九组件的编钟”
礼县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正式发掘始于1993年冬季，但因时值隆冬，加之人力、财力和技术所限，仅对重要区位进行了监护，并未真正挖掘。1994年3月至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盗掘的两座大墓和两座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在距离大墓不远处发掘了几座小型墓葬，但因种种因素所致，这次发掘报告一直未予公布。直到十年后的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以下简称为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礼县西汉水流域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礼县县城西山坪秦人城邑遗址及鸾亭山汉代皇家祭天遗址，西山距东边的大堡子山只有10公里。2006年五家单位将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大堡子山上，对大堡子山遗址重新开始了钻探发掘，这是一次高规格的考古挖掘，此次挖掘又发现了城址一座、大型建筑遗址一处、祭祀遗址一处，同时探测到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并试挖掘了其中7座，均有数量很大的陪葬品。这次挖掘工作除了五家单位的专家外，还有2004、2006级北大文博学院的研究生参与，这次考古工作在2006年12月正式扫尾结束，与此同时向社会公布了发掘报告。这次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乐器坑中发现了一套共14件大型铜钟镈和两套10件形制一致而大小各异的成套石磬以及车马坑、铜虎、殉人等。该成果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图9是五家联合考古队挖掘的祭祀遗址“乐器坑”中出土的钟镈和石磬，其中一件铜镈上还有铭文。该“乐器坑”距秦公大墓很近，可能是为大墓主人特设的祭祀遗址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该“乐器坑”是在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在“乐器坑”周围有10多个盗洞，距离最近的一个大盗洞仅距镈钟20厘米，盗墓分子的技术让人咋舌！因此，此套文物的保留实为难得。礼县永兴乡龙槐村圆顶山9枚秦编钟和大堡子山秦公11枚编钟是西汉水以北以南两个地方，并非一地，请大家不要混淆。
国家和省上对大堡子山遗址的两次大规模调查、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为将大堡子山遗址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考古学实物依据，对于认识该遗址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为确认此前被盗掘的秦公大墓的墓主以及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金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图9 祭祀遗址“乐器坑”中出土的钟镈和石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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